导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清朝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清朝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是钱财少，只是私密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先拿西汉来说，当时国家规定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就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潇洒挥霍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历史记载，大臣贡禹上奏皇帝说，有些人家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口钱，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文钱好像并不多，至于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掐死吗？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每个孩子每年23文只不过是上面的规定，而下面实行起来却成了一年中多次重复征收，再加上地方还有种种附加，数额早已经是规定的数倍。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下面征收的时候，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税。因此，孩子人头税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杀婴现象。可见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是如此的罪孽深重，血迹斑斑。
即便到了如此地步，历史上那个臭名昭著的汉灵帝还不满足，总是打创收的主意，于是，开了个大商铺，专门批发官帽，并毫不客气地把卖官鬻爵的收入划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生意红火，他专门在西园成立了一个官爵交易所之类的机构，和一些热衷于买官买爵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钱买了个司徒，问儿子人们怎么看他买官的事，儿子实话实说：“论者嫌其铜臭。”卖官铜臭难闻，但是比起征收口钱而逼得穷人杀婴，好像还不算是最邪恶的。
此后的朝代，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专门设立了内库，名字叫做“封桩库”，即把每年节余的国家财政藏到这个库里面，初衷也是作为财政准备金，用来应付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国家一旦遇到战争、灾荒之类大事的时候，大臣们总是念念叨叨想让皇帝破点财，拿出点小金库的私房钱度过难关，有时候就连主管财政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去向皇帝借钱，皇帝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借钱给 *** 。虽然 *** 很讲诚信，总是能够把皇帝的私房钱按时归还，但就是这样皇帝也忍受不了这种形同勒逼的所谓借钱。真宗皇帝不得已就一面规定以后每年从小金库无偿给三司拨款60万，同时下诏“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一面又恶狠狠地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因为有这样的家法，宋朝皇帝小金库到底有多少私藏，没有人知道。在宋高宗时期，坊间流传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尽管很不情愿，有时还是会拿出小金库中的钱财资助 *** 。到了明朝，皇帝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了，而是想方设法勒索 *** ，把国库的钱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内府动辄将国库数十万两银子挪到内库也成了最稀松不过的平常事，而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了2400万两银子。在内忧外患面前， *** 没有银钱支付军饷，而皇帝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意思是说，大臣们要想出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要总打皇帝小金库的主意，皇帝也得过日子啊！
大臣们除了增加税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只好向老百姓加派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所谓“三饷”就是练兵、征讨东北后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军费。“三饷”之外，还向大臣们摊派“助饷”。“三饷”和“助饷”惹得天怒人怨，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王朝就在这种鸡飞狗跳的财政困境中垮台了。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中财宝山积，多达到3700万两，于是组织数千骡马、上万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押运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辛辛苦苦一场，不过替他人蓄积私藏而已。
到了清代，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室“私家”财政，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这也就结束了明代及明代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没有区分的历史。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向户部支取—只要户部还拿得出钱。这样户部在管理国家财政之外，又成了皇帝的私人财库。当一个皇帝花钱如流水，或者皇室人员太多而又奢靡浪费的时候，国家财政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很容易变形乃至瘫痪，导致社会混乱。
皇帝个人乱花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毕竟一个人的奢靡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室却是个庞大的群体，又是利益必须保障的特殊集团，他们的耗费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尤为可怕。那些忧心天下的朝臣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毕竟连天下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钱吗？可这零花钱有时候却大得惊人。
以明代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年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更大包袱，也成为明代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之前的嘉靖时期，就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的禄米，亲王一年万石，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降低支付标准。但即便如此，嘉靖时代宗室禄米仍达853万石，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原先的设计，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4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8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连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况天下乎？其重要表现是导致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受灾无法救济，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面，官方为了保证财政安全又加重税费征收，这又导致农民反抗。财政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致使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基于明代的教训，解决皇室财政，让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损害，是清代统治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成立了内务府，其职责就是用来专门管理皇室财政，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只需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为了保持花钱有度、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皇帝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此类要求。
内务府与户部分灶吃饭的制度，对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 *** 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也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方面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实际上仍然内含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清代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所以，清代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 *** ）去管理。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清代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 *** 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尽管清代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之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4月20日下午，由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光明网承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十八场活动在中南大学举行。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以“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题，为现场三百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乡贤是什么？乡贤文化应当如何古为今用？乡贤文化在当今社会实践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光明网的资深网友、中南大学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教授陈赫在认真聆听本次讲座后，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乡贤文化古为今用时要注意甄别精华与糟粕
“乡贤”一词使用了一个“贤”字，想必造词者是想借此赋予乡贤人物、乡贤现象和乡贤文化以褒义。存在决定意识。乡贤一词出现于封建社会。这里的“贤”字的褒义，必定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来衡量、筛选的。
《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录“乡贤”一词。只有贤达一词——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例如“社会贤达”。以“乡里”替代“社会”，就构成了“乡贤”。所以，“乡贤”一词指的是乡里的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
乡贤有两类。一类是百姓口碑邻里旌表的乡贤。胡彬彬教授在“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讲座上展示了一幅通旌表，它是“乡党亲友”完全自发地表彰一位乡贤“梁老先生”的，落款署名者120多人当中，没有一位梁姓本家。可见梁老先生多么地受到乡邻的敬仰、爱戴！用当今的事务类比，相当于海选基层人大代表不拉票、不贿选的方式直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我认为，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是，是由老百姓“民意直选”的这一类“百姓口碑里的乡贤”与相应的乡贤文化当中，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继承、发展的精华和可以用来充实、丰富当代的核心价值观的份量，是很重的。当然，也免不了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封建核心价值观的污染。
还有一类是皇封诰命树立 *** 坊的乡贤。从 *** 文献可以查得：浙江省湖州德清县钟管镇1993年在建尚坝村小学时，从地下发掘出一块“诰封荣禄大夫恩安县知县德清乡贤傅公家祠碑”，碑原立于尚坝村乡贤祠。是傅云龙纪念父亲傅羹梅功绩的碑石，傅羹梅曾在云南恩安县任知县，“乡贤”是其死后，皇帝册封的尊称。碑立于光绪庚子（1900）年冬，碑文由北洋大臣、文学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写，由傅云龙用隶书书写。碑文15列，每列26字。现立于“由乐园”傅云龙塑像旁。这一类由皇帝册封表彰的乡贤，我认为其主旨应该是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家天下”服务的。它弘扬的应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追求的更高规范。当然，也会有一些精华附着。
乡贤文化属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乡贤文化必定也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
乡贤文化在当今社会实践中的乱象令人担忧
在当今社会有一些活动，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打出“乡贤”的幌子，但是，都与乡贤、乡贤现象、乡贤文化有些瓜葛。而其出发点和归宿，恰恰与胡教授讲座里提倡的正确主张与追求，严重地相悖离。这些现象令人担忧。
“抢始祖”现象的背后
如今，到处时兴“抢始祖”，包括抢夺名胜古迹的冠名权，甚至极端到垄断、排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步。有一个直辖市用暧昧但又很明白的广告词声称：“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某某（某直辖市名）某某（下属某县名）”您看，世界上只有两个，一个在您心中，那剩下的不就是“唯一”的吗？此处还开发了一个“伏羲洞”，借此表白本地人是中华始祖伏羲氏的后代，比炎黄子孙还要历史远久，还要正统 。
靠贪腐浪得“乡贤”虚名
现实社会里存在着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用贪腐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捐一个“某某委员”的头衔，在乡里就“名正言顺”地成了“乡贤”。再根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的裙带逻辑，家族就成了本村人五人六的“乡贤大户”。这就为家族贪腐构筑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基础。这种家族式乡村贪污窝案的例子，不胜枚举。
宗教文化的异化现象
宗教的“丛林”与宝刹、高僧，本来是修行学法、弘扬普渡众生、劝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庄严场所和大德。可是，如今看看某些“不是乡贤胜似乡贤”的主持人物及其寺庙，疯狂地聚敛钱财不亚于最充斥铜臭的商场。，宗教文化里可资借鉴、改造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精华，几乎完全异化为怪力乱神的符咒。
宗族文化对现代民主建设是一把“双刃剑”
乡贤、乡贤人物与乡贤文化大都与宗族相关联。现代社会主义政体结构应该是搞“五湖四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里就有“民主、平等、友善”。
宗族文化对于建设现代乡村基层政权机构，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现今乡镇基层政权机构，有的已经被大姓家族掌控。无需拉票贿选，也无需 *** 选民按自己的意志投票，完全按照法定程序，单凭大姓家族的“乡贤”，甚至仅仅凭家族血缘的纽带，大姓家族就可以稳操胜券。该如何保障小姓氏公民的合法民 *** 益，令人忧虑。
续写家谱的利弊
当今续写家谱成风。这对正常且正当的慎终追远、建树优良的好家风、忠厚传家，以及培育新的乡贤、乡贤人物和乡贤文化非常有好处。但是。一旦演化为争夺正统的继承权与合法性的争斗，即可造成危害无穷的恶果。小至于一个家族，中至于一个地方或企业，大至于国家，莫不如此。
必须再次强调，我们从传统的乡贤文化里撷取养分古为今用来为“新时期如何构建新的乡贤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提供更好的价值引领”时，必须先对传统的乡贤文化里的精华和糟粕进行仔细的甄别。应该精心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一概继承。
继承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扬弃；扬弃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甄别——选矿叫做跳汰、精选、富集、提高品位；俗语叫做“吹糠见米”：就像北方农民收割后的扬场，南方农民收割后，用风车车谷子，稻草的灰屑和瘪壳从出口吹去，饱满的谷粒从溜槽里收集。对历史上形成的“乡贤文化”也应该如此对待。(光明网记者 田文姝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