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大理全称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市境东巡洱海，西及点苍山脉。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水风光秀丽多姿，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四千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大理有“风花雪月”的美称，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
大理全称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市境东巡洱海，西及点苍山脉。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水风光秀丽多姿，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四千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大理有“风花雪月”的美称，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海拔2090米，东邻楚雄州，南靠普洱市、临沧市，西与保山市、怒江州相连，北接丽江市。自治州首府驻大理市下关，距昆明市338公里。自治州总面积达29459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37%，坝区面积占163%。东西更大横距达320多公里，南北更大纵距达270多公里。地形 大理(1张)大理州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结合部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复杂多 大理标志三塔寺样，点苍山〔苍山〕以西为高山峡谷区。点苍山〔苍山〕以东、祥云以西为中山陡坡地形。境内的山脉主要属云岭山脉及怒山山脉，点苍山位于州境中部，如拱似屏，巍峨挺拔。北部剑川县与怒江州兰坪白族自治县交界处的雪斑山是州内群山的更高峰，海拔4295米。更低点是云龙县怒江边的红旗坝，海拔730米。州内湖盆众多，面积在15平方公里以上的盆地〔坝子〕有18个，面积共7149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6％。盆地多为线形盆地，呈带状分布，从西向东排列为6个带。第四纪山岳冰川遗址分布于洱海以西，永平县以北的高山区，大理点苍山〔苍山〕是我国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的命名地。 气候 大理州地处低纬高原，在低纬度高海拔地理条件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低纬高原季风气候特点： ⑴四季温差小 较接近北回归线，太阳辐射角度较大且变化辐度小，年均气温在122--189℃，年极端气温更高304℃，更低-78℃。有年温差小，四季不明显的气候特点，“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四季温差不大； ⑵干湿季分明 大理州冬干夏雨，冬半年(11月至次年4月)干季雨量仅占全年降雨量的5～15％，夏半年(5～10月)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85～95％； ⑶垂直差异显著 全州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的垂直差异显著。气温随海拔高度增高而降低，雨量随海拔增高而增多。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立体气候明显； ⑷气象灾害多 由于季风环流的不稳定性和不同天气系统的影响，大理州气象灾害较多。常见的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低温、洪涝、霜冻、冰雹、大风等。 总结为以下3点： 一 典型的立体气候 大理州气候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由于海拔不同，具体的又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湿带、中温带。寒湿带等6个气候带。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具有河谷热、坝区暖、山区凉、高山寒等特点，适合不同植物生长。因地形和海拔的因素。 大理风光二 气温 气温一般是西北低、东南高。境内年平均气温更高是南涧，为189℃，更低是剑川县，为123℃，中部为15℃左右。因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西北部降雨量大于东南部。雨量随着海拔的增高而增加，形成7个多雨区，即三崇山、雪邦山、点苍山、鸡足山、无量山、老君山和吊草后山，降雨量在2 400-2 500毫米之间。境内年平均降雨量为 1053毫米，以云龙县最多，宾川、祥云两县市最少。故有"四季无寒暑，有雨便成冬"之说。大理年温差小，长春无夏，春秋相连，一年四季都适于旅游观光。 三 降水 </I>全州水资源在全省属中等水资源地区，地表径流量为1059亿立方米，地下径流量为323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为5193立方米。 水文 主要河流属金沙江、 澜沧江、怒江、红河(元江)四大水系，有大小河流160多条，呈羽状遍布全州。州境内分布有洱海、天池、茈碧湖、西湖、东湖、剑湖、海西海、青海湖等８个主要湖泊。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编辑本段人文环境历史沿革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之际，大理是“蜀·身毒国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对促进大理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理地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汉王朝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云南、邪龙、比苏４县，属益州郡管辖，从此大理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版图。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属永昌郡，蜀汉时期分属永昌、云南２郡；晋朝时分属宁州的永昌、云南2郡，刘宋王朝时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南齐时期分属宁州的云南郡、东河阳郡、西河阳郡、永昌郡；隋代属昆州；唐武德四年(621年)，洱海地区置有“八州十七县”，麟德元年(664年)，改属姚州都督府。8世纪30年代，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国。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宫廷政变，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亡。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又先后建立了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后晋天福二年(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南宋宝元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南诏、大理国历唐、宋两朝，达500余年，使云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奠定了祖国的西南边疆，推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元代，云南政治中心东移昆明，元朝在大理地区设立了上下二万户府。元至元十一年(1274)，改设路、府、州、县，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威楚路和云龙甸军民府。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鹤庆府、蒙化府、永昌府、楚雄府。清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丽江府、永昌府、蒙化直隶厅。1913年，大理地区属滇西道。1929年，国民 *** 实行省、县两级制，大理地区设祥云、弥渡、宾川、凤仪、蒙化、大理、永平、云龙、漾濞、邓川、洱源、剑川、鹤庆13县。40年代后期，云南省 *** 在大理、蒙化、鹤庆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2月1日，大理专员公署建立，辖下关、大理、凤仪、邓川、宾川、祥云、弥渡、蒙化、云县、缅宁、顺宁(凤庆)、永平、漾濞、云龙、洱源15县市。1956年，云县、缅宁、顺宁3县划归临沧专区，丽江专区的鹤庆、剑川２县划归大理专区。1956年11月22日，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定为自治州首府。 大理州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大理地区设叶榆县，直至南北朝叶榆县的建制一直未变。唐初，洱海地区“六诏”中的蒙舍诏势力渐强，在唐朝支持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南诏国都城由巍山迁至太和城（今大理苍山太和村附近），此后又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城西一带）。南诏与以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及大理国都城均定都于羊苴咩城。从公元8至13世纪的唐宋五百多年间（即从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至公元1253年大理国覆灭），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 在大理下关全景图 文物古迹 大理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在大理古城及周围分布甚广，它们以古城为中心，沿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呈线状分布。大理市现已确定不同级别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处。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修建并完整保留至今的大理古城，屏山镜水环境优美，古朴典雅生意盎然，并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太和城遗址（含南诏 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苍山神祠、佛图寺塔、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等文物古迹，纵贯了唐（南诏）、宋（大理国）、元、明、清及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 大理主要人文古迹旅游景点：崇圣寺三塔 ·云南驿古镇 ·巍山古城 ·白族村寨周城(扎染之乡) ·严家院 ·剑川木雕 ·千年白族村 ·云龙太极图 ·大慈寺火葬墓群 ·虎头山古建筑群规范化富贵花。 民族文化 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境内居住有彝、回、傈僳、苗、汉等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俗民情，绚丽多姿多彩的民族婚礼，风趣的掐新娘活动，意味无穷的取乳名和抢名习俗，一驮谷子换一驮梨的古朴交易，简朴的 *** 葬礼，组成了特有的民族风俗“大观园”。云南白族有140多万人，80％居住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继**《五朵金花》蜚声中外之后，白族姑娘个个被中外友人统称为“金花”，白族小伙则被称作“阿鹏”。金花、阿鹏们流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从白文“山花碑”到现在还在演唱的三七一五句式的白族调和大本曲；有着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和集市，如：绕三灵、栽秧会、三月街等 大理地方文化灿烂，民族风情浓郁。大理作为数百年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滇西大城的地位，文人名流荟集，史籍文献甚丰。加之，在当地占主要地位的白族人民，文化素养历来较高。因此，明、清以来大理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以来人才辈出。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悠久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文化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白族人民从服饰、住 居、婚嫁、信仰、习俗以及庆典节日，都充满着独特的民族情趣，这些浓郁的民族风情，增添了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氛，亦更加增添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迷人色彩。 大理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荣戴国家级大理风景名胜区双重桂冠。大理风景名胜区主要含苍山、洱海、白族风情以及大理、巍山历史文化名城。 白族婚礼 白族婚礼有人曾概括地说，在大理地区参加白族人家的婚礼，不仅能品尝到白族的名优特产食品、佳肴，看到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而且还能体验到一次难得的妙趣横生的独特民族风情。 白族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过去婚姻多由父母包办，男方要付昂贵的聘礼，举行婚礼时还要花费很多的钱财。现在虽随时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进，但至今还保留有传统的古老的风情习俗。 男女经过自由恋爱或经人介绍，经定婚确定关系后，在举行结婚时，男方要在正喜日（即结婚日）之前，请人搭好彩棚。并在结婚正喜之日前一天晚上，要邀请乡寨中会唱演戏的人来唱戏（俗称板凳戏，即一人拉琴，几人扮不同角色演唱人或请人唱带有恭喜祝贺之词的吹吹腔（即用唢呐伴奏）、大本仙等曲调。人们一边吃、喝、品尝着主人摆下的果品、茶水。 酒，一边唱，一直唱到半夜三更，在座的人不分老少、男、女，品食一碗圆宵，以示预先庆贺大团圆。 第二天，即正喜之日，从早上起便开始摆宴待客，当来宾开始品尝果酒后品食酒菜佳肴时，新郎在一个陪郎的陪伴下， 踩着唢呐吹奏起的“龙上天”乐曲，一桌一桌地给客人们敬酒、敬莱，而这敬法要跪着双手托盘把酒、莱（只一盘或一碗茶）一敬上。迎亲时，有的地方新郎不去，迎亲的陪郎、陪女在媒人率领下，在唢呐声中去迎亲。到了女方家门口唢呐手要用力高声吹奏“蜜蜂过江”、“大摆队伍”、“迎亲调”等内容欢快、热烈的乐曲6次，女方家才由几位年长的男女亲戚数人出来招呼迎新的人进门。然而，有趣的是，有的地方迎亲的人刚要迈进门，就被女方家的几位老人拦住路，用出几副对子（即楹联）或提几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等类的语句，如：“你们从哪里来？”“路上碰见什么？”让媒人或新郎回答，人们把这一习俗叫“路考”。这一问一答不仅要灵机应变，而且还要讲究决，对答如流和有风趣，显得很有学问。若哪一方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常常会引起一阵阵爽朗而又充满喜气、欢乐、愉快的笑声。有的地方迎亲时新郎必去，同样碰到“路考”，人们称 “考姑爷”或“考新郎”。 大理双廊迎亲的人们进门后，女方家便由4个或6个小男孩逐一给他们敬献苦茶、甜茶、糖茶。然后由媒人（或新郎）给女家父母、兄嫂、长辈拜堂、敬酒，女方父母给媒人小孩披挂一道红彩。这时新嫁娘（新娘）要大声哭起来，人们把这哭称为“哭 嫁”。一般是先哭父母，后哭兄嫂、弟妹、长辈、女伴，这哭不仅一边哭，而且一边成段成段地哭唱父母养育之思，兄嫂。 弟妹之情，伙伴友谊，长辈的关心爱护，今后自己不知如何生活等，若遇到妯娌不和就趁这时也借哭之机，用调子哭唱出自己心中的不平，然后才随迎亲的人出门。在去新郎家的路上，有的地方新娘是坐轿或骑马，在欢快、激越的唢响乐曲声中上路。 迎亲的队伍还没回到男方家，早已有男方家的长辈在门口相迎。人们一进门，新媳妇便在伴娘及男方女长辈的簇拥下上楼进行梳妆打扮。在新娘梳洗打扮时，在楼下从楼梯口到新房的必经处，早已等候着准备指新娘的人们，据说这格新娘的习俗是为了沾喜气而留传下来的。待新娘装扮好，准备入洞房前，只见两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举着用松明点燃的火把，在人们喜悦欢乐声中，从楼梯口飞步跑向洞房，随之新媳妇在两个伴娘的簇拥下，在人们争相掐新娘的举动和嬉笑声中大步跑进了洞房。 洞房门坎上放有一副马鞍，门上挂有一把筛子，内安有一面镜子，镜子上又安放着一张弓，弓上有并排散开欲射向前方的三支箭。这些吉祥物是祝贺一对新人今后生活勤劳、勇敢。 幸福的象征。新媳妇进洞房后片刻，便开始举行拜天地、拜父 母仪式。有的地方是在进洞房之前便举行了拜天地、拜父母仪式。有的地方一对新人入洞房时，风趣的是俩人都不约而同地争坐枕头，据说谁先坐到枕头上，今后就谁当家，不过，这只是为风趣增添一分欢乐，往往是女先男后，那也奉行和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然而，这时不知是谁在那盆暖和又象征兴旺的炭火里理好的辣子面发挥了奇效，辣味直呛得新郎、新娘流泪，呛得不时消鼻涕、打哈欠，逗得出出进进洞房的人们笑声不绝，使洞房洋溢着一种独有的喜气。一阵嬉笑过后，辣味呛过，夫妻喝交杯酒，以示相敬相亲，永结同心，恩爱白头。晚上有的地方新媳妇由女方长辈二人和伴娘及男方家长辈妇女数人相陆在一起吃“细巫席”（即新娘席）。席散后， 有的地方在阵阵欢快的喷呐声中，开始举行“除拜”（即拜亲） 仪式，“除拜”就是由新媳妇拜男方长辈，受她一拜的人都会得到她亲手加工 *** 的布鞋一双，上辈人接过鞋子，多少要给她几元钱或一点礼品。最后由新娘下辈人、邻里小孩一齐拜新娘，每人都会得到一份喜钱或一件礼物。这时老者笑吟吟，小者心花怒放，围观的人常常在唢呐声中爆发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使婚礼增添了不少的欢乐和炽热的气氛。 待“除拜”结束，年轻人便一齐拥入洞房，一边品尝新媳妇由娘家带来的果品，一边在嬉笑声中开始进行闹洞房的风趣活动。 白族文化艺术：白族在长久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极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远在新石器时代，占硅先民就会种植水稻、大麦、小麦、豆、麻等多种植物，到南调时修治了“殊为精好”的山田，在苍山玉局峰顶修建了“横渠道”和“高河”水利工程，引十八溪水，“灌因数万顷”。历法、天文气象、医学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曲人白族学者周思源著的《太和更漏中星表》、清代浪弯何中基的《星象考》、陈洞天的《洞天秘典注》、李星嫁的《奇验书方》、赵予罗的《本草别解》、《救疫奇方》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族人民在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也具有声越的才能，不少遗迹至今仍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外闻名的大理三塔，主塔高6913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大雁塔，虽历千余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摇撼，仍巍然屹立。朝川石宝山的石窟人像，为唐宋时代劳动人民精心雕歌技艺高超，人物体态多姿、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还有大理弘圣寺塔、蛇骨塔和弥渡铜柱铁庙，以及南沼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建筑雕刻，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物。白族绘画艺术也是丰富多彩购。 大理蝴蝶泉白族服公元899年张顾、主奉宗所绘的《南馏中兴国史画卷》，千一七二中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的《大理面卷》，是现存的古代白族人民创作的名画，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反映了古代白族人民的高度艺术成就。曰旗人民还创作了不少精美的壁画、版画、雕塑和木刻。白族在史学上也有丰富的遗产。早在唐宋时代已有《张氏国史》、《白史》、《国史》等著作出现。元代则有《白古疆》、《玄峰年运志》等书问世。这些书籍今虽侠亡，但片断章节还散见于明代著作和碑文中。明清两代，白族学者对白族掌效普遍进行整理，如朗代杨鼎著有《南谓通记》十卷，黑新翟著《西南列国志》百卷，此外，还有无名氏的《自古通记浅述》、清嚣善庆的《云龙野史》等，这些著述都保存了很多史料。白族史学者，还编著了许多地方志书，明代有李元阳的《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等，清代张相度套《太和县志》，洱源王澎主编过《道光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六卷，关将正史中有关云南重要史料缉出编成二十一卷的《云南备征志》，对云南史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洱源由日学者杨琼写过《滇中杂琐》。 清末剑川赵藩编纂了《云南丛书》二百种，《举袭公年谱》四卷、《滇中兵事记》二十卷等。爱国诗人赵式铭著有《白文考》、《绍文考》、《么些文考》、《汉书传补窿》、《云南光复志》、《考察四川灌县堰工利病书》、《滇冠辨略》等。周锤藏主持过编写卷跌措策的《新纂云南通志》工作。草拟有《天南电光集》等。这些都对云南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白族人民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历代白族人民创作的《创世纪》、《九隆神话》、《杜朝选》、《段赤城斩解》(又名《蛇骨塔》)及《火烧松明楼》、《望夫云》、《额角庄》、《鸟吊山》、《海西海》、《小黄龙与大黑龙》等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胎炙人口。它们从各个方面描绘了白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和斗争，为白族人民世代传诵。这些传说故事都具有独特的构思，题材广泛，内容生动，情节曲折，想象丰富，人物性格突出鲜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解放后经发掘整理，已编出《白族文学史》、《白族民间传说故事集》等，为我国文学艺术宝库。 白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五朵金花》曾将白族的这些风情活灵活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已为人们所熟悉。他们所唱的民歌，包括“白族调”、“对口山歌”、“小调”、“本子曲”等几大类，一般用三弦、四呐或树叶伴奏。各地的唱腔和音律都有不同的风格，大理的高吭喊亮，剑川的委婉流畅，洱源西山的优美动人。但都采用“三七一五”格律，讲求压韵，且一韵到底。对口山歌和小调，多用吸语唱，称为“汉曲”。古代白族先民就创造出诗歌舞蹈紧密结合的“蹈歌”，后来发展成为富有地方民族特点的舞蹈，著名的有“霸王鞭”、“八角鼓”、“双飞燕”、“龙灯舞”和“狮子舞”等。其中“狮子舞”，在南诏时已传人中原，曾在长安皇宫荫德殿中为唐德宗演出。《南诏奉圣乐》则被列为唐朝是四部乐曲之一，丰富了祖国的音乐和舞蹈艺术。白族曲艺“大本曲”，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始于明代，曲调共有三腔九板十八调。演唱时白、汉语夹用，以三弦伴奏，音乐随唱词而变化，曲调悠扬婉转，辅以表情与手势，能表演出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已具有戏剧的雏型。近代著名的歌手是剑川张明德、大理的黑明星、杨汉等老艺人。解放后，在党曲文艺方针指引下，在白族“大本曲”和“吹吹腔”两种传统曲调基础上，形成一个新兴民族剧种——白剧，它的唱词仍采用“三七一五”的民歌形式，唱腔有三十多种。演唱时以四购、锣鼓伴奏，歌舞结合，具有高亢激越、热烈欢畅的特色。一九六二年正式成立了大理州白剧团，曾先后编演过《杜朝选》、《火烧磨房》、《寨仪下科》等戏，后来叉到昆明、成都、北京等地演出了《苍山红掏》、《红色三弦》、《望夫云》等大戏，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现在，白剧正以崭新的内容和传统形式反映白族人民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生活，成为百花园中又一技瑰丽的奇葩。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宋末元初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先世为宜兴巨族，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亡，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时人所重。长于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 、风格多样，而以悲凉清俊、萧寥疏爽为主。尤以造语奇巧之作，在宋季词坛上独标一格，有《竹山词》1卷，收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疆村丛书》本；又《竹山词》2卷，收入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 蒋捷 诗词风格
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王、张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而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既无辛派后劲粗放直率之病，也无姜派末流刻削隐晦之失。 他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和《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二词，就充满著一股不屈的奇气。蒋捷词还多角度地表现出亡国后遗民们飘泊流浪的凄凉感受和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
家世 毛晋汲古阁本《竹山词》卷首，有元湖滨散人至正乙巳岁（二三八五年）所作《题竹山词》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字宣卿者“璨”应为“璨”，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虽无诠次，庶几无遗逸云。今人均据以考知蒋捷系出“义兴巨族”蒋氏，为南宋绍兴年间曾任户部侍郎、敷文阁待制、知扬州、临安府的著名书家蒋璨的后人。以下为另一个版本：
蒋捷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宜兴人。其人品、词品对于后世尤其是清代的词坛影响很大，但其身世却不为后世词坛及宋词爱好者所详知。
改革开放以来，束之高阁的地方志和宗谱家乘，陆续上架，我们有机会阅览到前所末涉及的资料。本文详述的《蒋氏家乘》就是存世不多的蒋氏宗谱之一。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远较方志充实。笔者以此谱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志书谱牒以及今人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蒋捷的生活轨迹。蒋捷留给后人的悬念，列举其大端提出管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宜兴的蒋氏始祖为东汉初年的蒋默、蒋澄。据各蒋氏宗谱记载，西周时周公旦第三子姓姬名伯龄的受封于蒋（今河南省始因县境内）。楚灭蒋国后，子孙改姓蒋，共尊伯龄为之一世始祖，至蒋默、蒋澄时是第四十八世。
蒋默的生平，各谱记载不多。在宜兴《茗岭蒋氏宗谱》卷四中收载的《云阳亭侯碑》，较详细地叙述其为人和从政之道。有助于我们对蒋默的理解。碑文的作者是唐代赐进士第给事中蒋涣。以蒋默为始迁祖之一世，蒋涣是第二十世。他于天宝十五年（742）时撰写此碑：“（蒋横）所生九子，皆散徙。公即大将军第八子也，讳默，字秀芳。以建武二年（公元26年）渡江来居阳羡隔湖之东，今为宜兴人也。公幼而慷慨，壮而雄伟，洞知稼穑，材兼文武，……终负朝廷之誉，故复振家声，平雪冤耻。以公封为云阳准岱二郡侯，仕终谏议大夫。正色立朝，振威独坐。贵戚敛手，豪右侧目。可谓令闻长世而克笃先献者也。卒，与夫人班氏葬于封内之柯山。”接着又历数各代祖先之名及所受封号，他们都是“卒，葬先茔”，直到蒋涣的祖父蒋缯。他总结性地说：“自祖缯以上皆葬隔湖之东，自考（指蒋涣的亡父）挺而下归葬洛阳。”其他蒋氏宗谱也有持此说者。
据南宋时刊刻的《咸淳毗陵志》记载，柯山在从前有蒋默墓、蒋默墓碑。到南宋，柯山已成平地，那仅存的小丘阜上还有个竹林，还有个祀蒋默的云阳古社（1）。到了清代，柯山一带只有一座柯山桥，没有山，也没有蒋默墓（2）。
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面对着世事的巨大变化，后来的人们在吊古思贤时，竞把蒋默墓说成在沙塘港竹山上了。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但也事出有因。《宜兴荆溪县新志》卷末有定讹之文指明原因。文章说：“竹山有二，皆宜兴境。一在太湖滨沙塘港口，一在古隔湖乡，亦名柯山，即今之柯山桥。”该文又指出，因为柯山又称竹山，沙塘港又有个竹山，人们就把云阳竹山上的蒋默墓说成在沙塘竹山上了。至于今，仍有文章持此观点，并且，他们把云阳侯所领有的封地也搬了家。例如，宜 闵先生曾撰文说：“蒋默，字秀芳，封为云阳侯，封地在今宜兴周铁、芳桥一带，官至谏议大夫，卒后葬在宜兴竺山。”（3）封地既指周铁一带，所云竺山，当然是指沙塘竹山了。
1990年版《宜兴县志》的政区图中，有一个地名叫云阳，位置是和桥西南的南新乡辖区内的北侧，一条长河（烧香港）的南岸。笔者以为，若能深入调研，或许可以证实那地即为汉代云阳地区。
《蒋氏家乘》尊蒋捷为始迁祖，属蒋默湖东支，蒋默为四十八世，蒋捷为九十六世。
康熙年间蒋氏后裔阳羡词派蒋景祁为《荆溪词初集》撰写的序文中提到蒋捷：“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隔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4）文中的“恬淡寡营”、“吟咏自乐”，分明是隐逸之士的风度。可见蒋捷在宋亡后有一段时间是隐居在隔湖之滨的，之后，他搬了家。
《蒋氏家乘》说：宜兴蒋氏“至竹山以德佑进士由义兴（今宜兴）徙晋陵（今武进）之前余，是为我邑蒋氏之始。”今将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情况缕述如下：
蒋捷的祖父是蒋亿（第九十四世），生二子：蒋惟晃、蒋惟晓。
蒋捷的父亲是蒋惟晃（第九十五世），生三子。
蒋捷：“九十六世捷，字胜欲，号竹山。治《易经》。宋恭宗德佑丙子（1276）进士。元初自了（读“呕”）亭迁居晋陵，遁迹不仕。元大德六年（1302）宪使臧梦解、陆厚（读“厚”）交章荐之，卒不就。隐居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其《国小详断》，发明旨趣尤多，学者咸称为竹山先生。生卒失传，葬傅村前余永思墓。配晋陵学士佘安裕公女名素玉。生三子：献明、伟明、陟明。”
“九十七世献明，字余睿。与弟伟明并举茂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随父迁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南地名前余，号前余先生。配氏。生一子：文。”
“（九十七世）伟明，字余智。与兄并举茂异。成宗元贞二年，随父徙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北地名后余，号后余先生。”
“（九十七世）陡明。徙居延政乡地名堰下（后改蒋渡，即今蒋沙滩）。配 氏，生一子：伯玉。”
献明之子：“（九十八世）文，字章甫，号养奎，绳祖志，不仕元，至明洪武革命，遂以老隐。配傅氏，生二子：舰、盘。
卷之二还刊有祖先像及像赞。蒋捷的赞辞是：“前余晦迹，荐札留名。不事二主，永矢一贞。竹方节劲，山高风情。仰（5）兹遗像，卓哉如生。”赞辞概括了蒋捷一生的思想精粹。
卷十二“传”这一章有一篇《宋进士捷公传》。全文抄录如下：“公字胜欲，徙居武进，宋德佑二年（1276）进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间，宪使臧梦解、陆厚交章荐其才，卒不就，不臣二主。盖天植其操云：公受业于陈肖梅，肖梅尝从良贵公游，得伊洛之传，其渊源有自，故所学纯正，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时游戏作小词，亦清丽胜人。而《国小详断》，发明尤多。尝于（6）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后成竹山，学者因称为竹山先生。”
“古迹”这一章，载前余的古迹，有：
一、竹山。“竹山在武进西乡，地名前余。宋竹山公讳捷居此。手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故称竹山先生。”
二、墓地。在傅村前余的永思墓。这是蒋捷及其后人的墓地。
三、家祠。“竹山先生祠，在武进县西乡前余，明洪武间建。首祀胜欲公讳捷。昭穆以余睿公献明、余智公伟明配享。”
此外，笔者又从《晋陵蒋氏家谱》卷八中发现“竹山公，遗墨”。计有：碑记一首（《常州路通判袁公治行碑记》）、诗两首（《竹山东坡田》、《铜官山》）诗余（即词）八首。《竹山东坡田》不多见，八首词也载《竹山词》中。
蒋捷曾在宜兴、武进、无锡三个县的四个竹山生活过。这在文人骚客中是少有的雅事。在成书于蒋捷中进士前后的《咸淳毗陵志》中已载沙塘、南泉两地之竹山。可见竹山之名不是蒋捷自己取的，更不是后人 纪念蒋捷而取的。竹中空而节坚，蒋捷取以喻人之虚心纳物、砥砺节操。他爱竹，更喜在以竹命名的山上种竹。名实相符，含义深远，更见他品格之高雅。云阳竹山是蒋捷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前余竹山是他的迁居地和定居地，自然也是隐居地。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而他在南泉和沙塘竹山的生活，史籍语焉不详，有时甚至朴朔迷离，真相难辨。连同他的生卒失传之迷、中进士年份之迷，成了他留给人们的几个悬念。
无锡南方泉（一称南泉）竹山在太湖之滨，旧属开化乡，今隶南泉镇。康熙时王抱承修纂的《开化乡志》。较详细地记载了竹山和蒋捷。王抱承没有把蒋捷看成山居遁世的“隐逸”，也没有看成是“流寓”的外来户，而是把他列入“儒林”，分明看成是祖籍宜兴（“本阳羡人”）而定居竹山（家竹山）的无锡南泉的知识分子。
该乡志记录一首明人邵宝游竹山的诗和八首明清诗人的和诗。末一首王抱承自己作的和诗提到蒋捷。该诗首联云：“胜欲先生首倡游，得名四百有余秋。”这表明蒋捷曾到过南泉，游览过此山。这九首诗都未见其提示蒋捷特有的亡国之痛和归隐之情。
歌咏无锡地区山水美景、前贤名流的诗词很多，若能深入探索，或许可发现蒋捷新的活动。
宜兴沙塘港（也称沙塘）竹山也在太湖之滨，旧属洞山乡，今隶周铁镇。
“竹山”这个称呼，现今已改写为“竺山”。明朝史懋锦的《竹山》诗自注云：“竹山，一名竺山，以其似天竺也。或曰足山，山之奇在足云。”可见竹山与竺山、足山匀指同一座山。该诗首联说：“岿然足山当湖冲，上有古刹凌空濛。”这古刹称做福善寺。明人已唤该寺为古刹，可见建寺之早。人们说蒋捷隐居竹山，就是说蒋捷隐居在竹山福善寺。根据下列资料笔者认为蒋捷曾经隐居于此。
其一、根据《竹山词》中多首词的描述，可以推想，他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虞美人·听雨》词，我们可以推想，就是福善寺这个”僧庐“的雨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吟咏成的。
其二、寺里现今珍藏一个陶质的缸，唤做镜水如意凤缸，高约八十公分，直径约一百公分。据传是蒋捷居此时带来用以盛水的缸。内壁会长青苔，即使盛放混浊之水，也能澄清明净。蒋捷送给寺里，寺僧称为仙水缸。一度散落民间，今已回归寺里。若能经过鉴定考证而予肯定，当是镇寺之宝。
其三、福善寺饱经沧桑，初毁于1937年侵华日机之轰炸，继毁于六十年代开始的挖山采石。历次修建时所立之碑石也散失民间。此次复建这净土宗的寺院后，又收集到部分碑石碎片。若能拼排复原，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其四、笔者从宜兴芳桥后村《周氏宗谱》的序文中读到一段文字，是蒋捷的自叙：“邑先辈蒋捷隐居竹山，尝题简惠公谱牒曰：‘予摈处湖滨与公同壤。公有孙祖儒者，好文墨，工于词。时相过从，同抱黍离之悲。’盖竹山、阳山，俱滨震泽（7），相距数里许，故云同壤。（8）
简惠公是周葵（1098—1174），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为官直言敢谏，于民有善政。周葵卒后百年，蒋捷中了进士。“槟”，抛弃，此句有离开之意。蒋捷不臣二主，故离开故土，来到异地沙塘竹山，以便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但若有处境相同、志趣相合者，亦愿引为知已，与之往来。这就把周葵引为同乡，在其谱牒上作序吟咏，并与其孙诗文为友，共抒黍离之悲。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蒋捷是在沙塘竹山上隐居过的。但人们对蒋捷的生活、行踪、发现得仍很少。若以与周氏的往来为线索，旁及各有关谱牒，或可有新的发现。
蒋捷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县念是生卒失传。
蒋捷于1296年迁徙到武进前余。《重修毗陵志》把他列入《人物·文学》这一章。看来，修纂先生一眼就看出蒋捷在理学研究、诗词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归入这章，表露了后人对他的怀念与尊敬之情。按理说，蒋捷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蒋捷卒后葬于永思墓，据世系表记载，自第九十六世蒋捷起到一百世为止的一百三十来年中，陆续有后人葬于此。这里和云阳竹山一样，也是聚族而葬的墓地。显然，蒋捷这个始迁祖是赢得合族的尊敬和拥戴的。他的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身后竟寂寞得生卒失传，似乎后人都忘了这个先祖。这对于后之词坛及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人们不禁要问：蒋捷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那里度过的？是怎样度过的？
有的谱牒或研究文章也提到他的生卒年份，或说享年六十岁（9）、六十五岁（10）、或说八十九岁（11）。诸家只举数字而没有论证，只能引发议论的混乱，于事无补。
笔者以为，蒋捷生卒失传之迷，应当从他自身心态和身后门庭来解析。
蒋捷愤于亡国，又无力回天，遂致隐居。滨湖一舟，或南泉，或沙塘。植干竹以寄志，借诗词而抒情。随遇而安，何计身后。怪不得前余有永思墓，沙塘又见蒋捷坟，南泉又留竹山魂。哪真哪假？也可不必究实。留作谈助。让这位隐者增添些神秘而飘逸的色彩，让众多旅客尝一份湖滨竹山的“美餐”。
再看他身后，“绳祖志，不仕元”终元朝一代当然门庭冷落，家业萧条，直到明初，才有家祠之建，欲光宗耀祖，家史有缺，徒唤奈何！
蒋捷何年考中进士？这也是一个悬念。诸家见解，约有以下几说：一、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二、德佑元年（1275），三、德佑二年（1276）。诸说纷纭，究系何年？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前几年曾于《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一文，独持新论。他指出：“检《宜兴县志》卷七‘进士’项，蒋捷中‘德佑二年丙子龙泽榜’进士，又卷八隐逸传称他为‘宋德佑进士’，是为德佑说之本，然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宋朝登科记总目》，宋代进士科末科为度宗咸淳十年，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则知‘龙泽榜’应在咸淳十年。德佑二年三月，临安已被元人占领，以此知《全宋词》咸淳十年说之正确。”杨教授列举史料分析，去伪存真，当是确论。蒋捷中进士之年，应是1274年。
综上所述，得知蒋捷祖籍宜兴，元初迁居武进，他在1274年中进士。如果那时是三十岁，在1296迁居武进时该是五十多岁。这二十来年的生活中的黄金时代是在隔湖的云阳竹山渡过的。在1302年荐他为官时，他已定居武进，大约是五十五岁了。
他的一生是在国家危亡民生多艰的日子里度过的。他有志报国、无力回天，不羡“摇金宝辔，织翠华裾”的生活。迳自过种菊陶潜、栽蔬杜甫的隐居生活。他不想给那个社会留下些什么。所幸的是他也有境遇相同、志趣相合的人共往来，或诗词、或题作，留下了生活的蛛丝马迹。我们若能耐心翻阅，广泛搜寻，细心寻觅，定能进入更深层次，取得更多收获。 词作生涯
蒋捷的词大多情调凄清。他没有正面地直接反映时代的巨变，而是采用“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女冠子》）的方式，于落寞愁苦中寄寓感伤故国的一片深情。如“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高阳台》），“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贺新郎》），“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梅花引》）等，都包含着山河易色、无处容身的悲哀。《虞美人·听雨》通过听雨一事，概括了作者少年、壮年和晚年三个时期的不同感受，身世家国之感极为痛切，其中“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二句尤其悲壮苍凉。但他的词又不尽是低沉暗淡的情调，时而振起一笔，开扩意境，呈现清丽色彩。如《贺新郎·秋晓》本写“万里江南吹箫恨”，却于月影微黄的院落中点缀上青花、红枣，再推向白雁横天、楚山隐约的远景，使词中所表现的忧伤苦闷之情不致于过分沉抑。《一剪梅》写“舟过吴江”，其中“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句，也冲淡了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所以周济称其“思力沈透处，可以起懦”（《宋四家词选》）。这当然与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分不开的。对竹山词的评价，前人意见分歧很大。贬之者如冯煦，认为其“词旨鄙俚”“不可谓正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更认为在南宋词人中“竹山虽不论可也”（《白雨斋词话》）。那是用姜夔、张炎的词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实属偏见。刘熙载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说：“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刘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艺概·词曲概》）称竹山为长短句之长城，固属过誉，但他从词品与词法两方面充分肯定了竹山词，还是颇有见地的。
蒋捷的诗文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宋代·蒋捷《虞美人·听雨》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宋词三百首 ， 宋词精选 ， 婉约 ， 写雨 ， 感叹 ， 岁月伤怀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渡 一作：度。桥 一作：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宋代·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渡 一作：度。桥 一作：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宋词三百首 ， 婉约 ， 伤春思归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宋代·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
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孤独 ， 怀念友人查看更多蒋捷的诗文>>
宋代武举概况
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到太宗时期，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这种统一局面仅限于中原地区。其时，与宋朝分庭抗礼的还有辽、西夏、金三个政权。11世纪，北宋为金所灭，宋室南迁，在秦岭——淮河以南重建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虽然两宋期间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统一与分裂局面交替出现，但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看，宋朝仍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高峰。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指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朝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源于隋，制度化于唐的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由科举而进身仕途的观念在宋朝深入人心，影响远及明、清两代。武举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武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宋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形成了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宋武举一改唐武举只重武艺，不问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欲选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将。宋朝虽然历经坎坷，但终将武学制度化，并编订了教材——《武经七书》。而朝廷颁布《补官差注格法》，又将武举授官与军队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选拔军事人才的观念看，宋朝武举更加理念化，更具进步色彩，宋朝文武并重，打破了以弓马选将帅的传统，开辟了在和平条件下选拔军事人才的新路，对从高门贵族子弟中选拔将领的倾向形成了冲击。
然而，宋朝“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统兵体制，使宋代武举难以避免地表现出“录取人数不多”，“武学规模不大”，“武进士不愿从军或学非所用”等弊端。终宋一朝，名臣、名将中无一人出自武进士。靠武学培养，用武举选拔优秀将帅以提高军官素质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实现。
一、宋朝武状元与武进士的人数
据《状元大典》、《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补编》、《宋史》等文献及有关地方志记载，宋朝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七十八榜，应产生78名武状元。目前，发现有姓名可考的武状元人数是8人，其中1名应视为武童试状元，科分不详者6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七十八榜中，本书有四榜列出的是2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榜列出的2人均有出处，需要继续考证。
从《状元大典》之《宋代武举登科表》中可以得知，有四十四科武举确切记载了武进士的人数，这四十四科产生了1459名武进士。笔者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时又找到了十八科武举的188名武进士的姓名。这样，已知的宋代武进士人数就达到了1647人。但遗憾的是，这十八科中，每科录取武进士的总人数却不详，这个188名的数字，绝对少于这十八科所录取的武进士的真实数字。对于另外十六科，不但录取的武进士总人数不详，且笔者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除武状元以外的其他武进士的姓名。另外，在此十六榜中，有的榜连武状元的姓名都不知道。
从有确切武进士人数的四十四榜看，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榜是董君平榜，61人；录取最少的一榜是应然榜，仅录取2人。宋朝武举录取人数每科大多在30人至50人之间，如果将已知的四十四科1459人平均一下，则每科录取武进士人数是33人。如果假设宋朝每科录取的武进士人数是30人，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宋朝七十八科武举共录取了2300余名武进士。
同文进士科录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录取武进士的人数实在太少。宋朝共开文进士科一百零八榜，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457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人数的十八倍还多。
二、宋朝对武举制度的贡献
之一，宋朝武举开始了殿试。宋朝的武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解试、省试和殿试。
殿试的出现显示出宋朝统治者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其考试周期多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之一次武举殿试与第二次武举殿试仅差一年。
从时间上看，宋朝解试是六月底于行在兵部报名，八月考试。解试前要有一个资格试，由各路地方官直接考核。其不限人数，只要弓马合格，即可参加解试。解试由行在兵部主持，所取名额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70人左右。
省试由兵部主持，是真正的“兵部试”。时间在解试后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
每科的殿试时间存在着较大差别，大至在三月至八月之间进行。殿试虽由皇帝亲试，但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目的是显示皇帝的恩典，只要不出大问题，所有参加者都能通过。武状元是根据考生的成绩与皇帝的好恶而产生出来的。
第二，宋朝武举考试的内容是文武并重。
宋朝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弓马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弓马合格，则参加文章考试，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宋武举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文武并重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朝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的在地方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有的在军事上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薛奕。
第三，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编制了专用的教材《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朝曾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24）建立过武学，但却没有制度化。这种肇始于唐代的武学，被宋代统治者所借鉴、发展与完善。
宋朝武学经历过两次兴废。之一次设立的时间是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地点是河南开封武成王庙，主管官员叫阮逸，其官职为武学谕。但该校只存在了不足百天。原因是无人愿意入学。30年后，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下诏复置武学，规模初定为100名学生，更高时曾达到200人，分为外舍100人、内舍70人、上舍30人，学习期限三年，食宿由国家供给。武学生源自平民、官僚子弟及有武官资格而未正式做官者，这三种资格的人均需两名中高级官员做保，并经考试合格方可入学。武学生的学习内容有：兵法——《武经七书》，历代用兵成败事例，历代忠义人士事迹。对排兵布阵有兴趣的学生，还可得到朝廷拨给的兵卒，以供训练时使用。北宋灭亡，武学被迫迁至临安（今杭州）。在那里，最盛时武学生达到了130人。武学生入仕出官，也要经过武举（或文举）考试。由武举入仕之初，一般要到边疆或其他地方担任小头目或任基层统兵官。
武学这所中国古代专为培养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学校，将军事人才的培养纳入教育系统之中，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对中国古代武举制度的完善。它有利于武举制度的贯彻实施，为武举考试输送了较高质量的生源，提高了武举子的文化素质。
第四，在武举中设置绝伦科，是宋朝武举的一个特点，也是宋朝武举的一个创新。
冷兵器时代，士兵武艺的高低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军队和民间都有很多文章作得不出色而武艺出众且有韬略的人才。为了不使这些有专长的武士有失落感，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宋朝武举特为他们设立了绝伦科。这种开始于北宋的绝伦科并不独立于武举之外，它只是在武举子们之间的部分考试内容中存在着一定差异。绝伦科举子的考试内容也考“策对”，只是在录取时放低了文章的标准，但又加大了对武艺考试的难度，要加试步射和弩踏，且所使弓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参试者。北宋武举绝伦科对文章要求极低，但到了南宋，绝伦科性质也变为文武并重。
第五，南宋孝宗于淳熙六年（1179）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进士的授官阶别，对鼓励武进士从军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三、宋朝武举的地域性
从现有的资料看，北宋武状元的籍贯多为不详，武状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南宋时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举中，共有14榜的武状元产生于今浙江省的平阳县，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阳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另有八榜的武状元产生于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
在南宋，武进士的产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性。据1991年出版的《平阳县志》第608页记载以及笔者的统计，在已知的南宋1182名武进士中，平阳县共产生了276名武进士（其中武榜眼5名，武探花6名），其比例占到了南宋已知武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此外，今福建省的闽县及长乐等地也产生了不少武进士。
平阳为什么能够产生出如此多的武进士、武状元？这当然离不开平阳县的物质基础与人文背景。
首先，平阳经济富庶，为练武习文者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平阳地域辽阔，其面积占据了今天整个温州地区总面积的1/3。它地处东海之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鳌江横穿全县，流入东海。该地区的南麂岛是浙江更好的渔场之一，而肥沃的万全平原更是粮食作物生长的天堂。这些使平阳成为富庶之地，鱼米之乡。
平阳丰富的物产，繁荣的经济，颇有发展的空间，使其成为移民的理想场所。平阳县有户籍记载，始于宋朝。据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平阳县有65000多人。其时，温州尚属“僻远下州”。后宋室南渡，人口随之大量南徙。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平阳人口增加了218%，在两宋之际人口锐减的背景下，这个数字显得尤为突出。
其次，平阳有着比较深厚独特的人文背景。
平阳县的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浓厚的尚武之风，二是鼎盛之学风，三是平阳人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平阳地处今浙江省南部，西邻福建，东面大海，擅山海之胜，所谓“面海负山，实维瓯闽疆”，成为“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从北宋起，因禁止海上商贩非法贸易的需要，有关方面在当地招募壮年男子，组成精锐部队，据险立栅，设立了蒲门、南监两寨，以防御海盗、外寇。士兵的本土化，使当地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尚武风气。宋室南渡后，平阳作为闽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临近南宋都城杭州，拱卫京师的责任日渐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视当地军队的建设。历史的渊源与现实的需要使当地民风颇为强悍，也使他们较注意学习武艺，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的民谚。
高宗南渡，使宋朝的统治中心发生位移。人口大量南迁，一些社会精英来到平阳，使平阳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平阳的人文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阳由北宋时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南宋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终宋一朝，平阳不仅出了14名武状元，众多武进士，还出了3名文状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进士。爱国诗人林景熙，著名学者陈经正、陈经帮、宋之才均出自平阳。
宋朝武举，不单考较武艺，更注重考核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推行“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研讨兵书，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如果平阳只有尚武之风，而无鼎盛之学风，那么，平阳产生的将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军事理论素养的武进士、武状元，而是四肢健壮、头脑简单的武夫。在平阳的武进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进士，他们有的是先考文举，再考武科，有的是先中武举，入仕后再换文科。有不少人虽为武进士，却任职州、县，如薛万石知阳朔县，朱尚志知梧州，杨梦飞知滕县，杨镛知贵州，薛应龙知惠州，薛文焕知慈利县，而其中颇有政绩者，又以武状元朱熠、蔡必胜为最。
南宋一朝饱经战乱之苦，众多的平阳移民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平阳人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当此之时，国家最为需要的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平阳兄弟武状元陈鹗、陈鳌的父亲陈文教导他们所说：“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所谓“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是也。对于收失地，雪国耻，迎请二圣还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谈，自不如铁血之士的起而行。南宋末年，平阳不少武进士喋血疆场，以身殉国。将社会现实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视为武状元多为平阳人的原因之一。浓厚的尚武之风给平阳人以较高的武艺，鼎盛之学风又赋予平阳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平阳人的影响，使平阳人占尽武举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平阳人在推行文武并重、以选拔儒将为己任的宋朝武举考试中得以一展身手，独领 *** 。
四、宋朝武举的局限性
有宋一朝的武学与武举，确实培养、选拔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如许思纯、熊安上、周虎、程鸣凤、张建侯、历仲方、江伯虎、蔡必胜、华岳、薛奕等。但从整体上讲，宋朝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宋朝一些优秀的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举出身。如果探其原因，不外以下二点。
1武举录取人数太少，武学规模太小，且武学是武举的附庸。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举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它并不是宋朝统治者求取军事将领最常用的办法。从整体上讲，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袭或行伍升迁为军官的制度。与之相比，武举的份量实在是太轻。在北宋三十科武举中，有不少科武举录取的人数仅10余人，最少的仅为2人、6人。众所周知，量是质的前提，没有量的基础，难有质的飞跃。如此少的几榜，如此少的几个人能在军队建设中起多大的作用？相信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南宋录取的武进士虽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过是30至50人，与文进士的录取人数相比，武举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武学本是培养军事人才最理想的场所，那里既可以研讨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又可以演练刀枪，谙熟弓马，理应成为将帅的摇篮。但它不是因为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导致生源不足而停办（北宋时），就是因为规模太小、入选严格而导致不少颇具天资的人难以涉足其中。试想，全国只有这么一所学校，且这座学校三年招一期，每期仅100个名额，要由中高级官员保荐，还动不动就停办。与太学相比，可以说武学更像是一所实验学校。武举是选拔制度，武学是教育制度，两者本应是一个重选拔，一个重养成，但武学生只有通过武举才能进身仕途，武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沦为武举的附庸，就是为武举而设，武学的教育成为应试教育，武举制约着武学的发展。
2武进士的自身弱点。
宋朝武进士中有不少忠义之士，仅入《宋史》之《忠义传》者就有8人。但是，南宋社会也曾出现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武进士不愿从军，即使是江伯虎、林这样有才华的武状元也视从军为耻辱。武举本是朝廷求取军事人才的有效手段，如果被朝廷选中、录取的所谓军事人才不愿意服务于军队，效忠于国家的国防建设，那么，武举的意义和初衷就打了折扣。人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愿意成为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应用于沙场之上的武进士，无论如何是成为不了名将的。当然，武进士自身的这些弱点，同样也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大背景造成的。
宋朝武举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选拔军事人才所做的有价值的探索，它对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追求，无不充满了先进的理念色彩。它虽未能使宋朝人到达理想彼岸，但其进步的思想、先进的理念所闪烁出的智慧之火，却对后人不无裨益。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 ，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由于人口的增加 ，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 *** 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南宋初，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但是 ，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 *** 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
宋代手工业在原料采集 、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
宋代商业的发展 ，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更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更大的商业城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 *** 、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 *** 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 。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早期是被朝贡与朝贡的关系，中期出现被侵扰与侵扰的关系（倭寇），后期存在战争关系（明朝出兵抗日援朝）
之一次接触 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明朝地图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 *** 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最终称臣纳贡：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文即位，是为建文帝，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试探性地向明朝发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这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厚礼出使南京称臣朝贡。国书写道：“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轻的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积极主导日明邦交的足利义满将军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朝派遣赵居仁等送遣明使归国，受到足利义满的隆重接待。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木制贸易凭证，上面写有文字和签章，居中分割成两半，中日各执一半，按编号每次日方来航双方进行对合，吻合与否作为验明正身的标准。勘合贸易对日本带来的利益相当巨大，这从宝德年间的遣明使楠叶西忍的日记可见一斑。比如在宁波购买的250文的生丝，到日本转手出售5贯（5000文），获利20倍；铜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货物，一坨采购价10贯的铜块，明朝以40-50贯收购。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税，更有极为可观的进口关税，这占中国进口的货物在日本出售总额的一成，每条船可获得40000贯的税收。
巨额利益吸引日本频繁派遣商船前来勘合贸易，虽说明朝对日本的贡期、船艘及人员都有严格规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条规，从1401年室町幕府之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此间，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来的又一高峰。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一
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 *** 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从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当祖来人贡至金陵时，太祖亦询及日本情况，并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来返国时，则派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为使，以与京都之天皇往来。同时，太祖也因误与怀良打交道，而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他说道:“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来的僧人宣闻溪等、日本大隅守护岛津氏久派来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如瑶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却其贡。不过，明太祖对这些海外国家还是坚持其羁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门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太祖对误将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载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怀。他敕令中书省曰:“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要求中书省移书将其意告谕怀良亲王，“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断绝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此事据说起于“明州备倭指挥林贤，以罪流日本。惟庸将为乱，遣人取贤回，就借精兵四百，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意在图乱。事觉，磔贤于市，而绝其贡。”有关此事的真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从当时怀良亲王对明朝所抱的强硬态度和日本人民从弘安以来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来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谦藏亦持同样看法:“这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虽未见记载，然当时正值明建国创业之际，而日本国内亦正纷乱，因此发生这种事，虽程度有别，但并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罗织谋逆、僭越等罪之外，再来一条林贤通倭和如瑶诈贡之类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为这样加重罪名之后，使胡案株连更广，可以此为据打击更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无论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毕竟是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改变了原先寄希望于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扰的消极做法，转而实行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000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
二
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更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 *** 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回日本，但这批新勘合并没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内氏夺去。大内义兴在取得这批新勘合后，即准备独占对明贸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终于获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认，大内氏则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由宗设谦道率领，携带之一、二、三号正德勘合到中国，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此事当然引起其他封建领主和寺社等的不满，其中有盘踞坍港的细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细川氏在当时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而且其领地紧邻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绝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弘治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启航。因为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过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误了几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闰三月十八日始从萨摩的山川港启航，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
浦城县位于福建省最北端，为闽、浙、赣三省七县结合部。北部、东北部、东部分别与浙江省的江山市、遂昌县、龙泉市接壤，西北部与江西省的广丰县毗邻，东南部、南部、西部分别与省内松溪县、建阳市、武夷山市相连。全境处于东经118°11′—118°49′，北纬27°32′—28°22′之间。县治驻南浦街道，位于东经118°31′—118°33′之间。县城距省会福州市218公里(直距，下同)，距南平市驻地150公里 福建南平浦城县交通地图
，距邵武市1235公里，距武夷山市54公里，距福安县赛岐港(距浦城最近港)155公里；距浙江省会杭州市302公里，距江山市89公里，衢州市120公里，温州市207公里；距江西省会南昌市271公里；距上饶市80公里；距上海市464公里。 新石器时代，先民在南浦溪主支流两岸聚居。西汉时，浦城为闽越活动中心。浦城建城早于置县，因西汉中期东越王馀善筑城临浦得名。东汉建安初年(约在196～200年间)置县，称汉兴，是福建省最早置县的五县之一。三国称吴兴，唐称唐兴，武周称武宁，武则天去位后复称唐兴。唐天宝元年(742)，以东越王馀善曾在此临溪筑城，定名浦城县，简称"浦"，别称"南浦"、"柘浦"。为当时福建省三个“紧”县之一。民国23年8月至民国27年6月(1934年8月至1938年6月)，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 县境地势由东北部和西北部向中、南部倾斜，仙霞岭余脉从东北向东南环绕东部边境，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90余座，其中位于东北部的营盘尖，海拔1664米，为本县更高峰。山地面积41236万亩，占全县总面积8126%，耕地面积584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1153%。县境中部由大片燕山期花岗岩组成了低山丘陵，经河流下切侵蚀，形成许多宽谷盆地。土壤大部分属 浦城县电子地图
[2]闽西北低山谷盆红壤、灰泥田土壤。仙霞、武夷两山余脉交接于境北低山丘陵，渔梁岭为闽江水系与信江水系分水岭。境内河流溪涧为闽江、衢江、信江三江源头。干流南浦溪，为闽江源头，发源于县北柘岭，县南出境，注入建溪，汇流闽江；东北部山地为浙江省钱塘江等集流区；西北的盘亭溪、古楼溪流入江西信江。全县水域面积155万亩，占总面积305%。全县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31213亿立方米，水电理论蕴藏量2508万千瓦。主流南浦溪自北向南贯流全境，全长1892公里，流域面积281739平方公里。全境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降雨量17802毫米，年均日照18935时，年均气温174℃。 据2000年10月前数据，全县东西宽61公里，南北长87公里，全县疆域面积为338302平方公里，为全省土地总面积1240万平方公里的273%，管辖面积338702平方公里(疆域面积减去外县插花面积，加上在外县的插花地和飞地面积)，与建阳市并列为全省第三大县。2000年10月底完成法定边界线勘定任务，据新勘界，县行政区域边界线全长45555公里。其中省际界线24095公里，省内县际界线2146公里。 一、福 浦城县
建省最早置县的五县之一。浦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是古闽越文化发源地。评为2005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猫耳弄山商代古窑群遗址，为中国早期陶器制造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浦城于东汉建安初年（公元196年）置县，至今已有1811年，历史上出过8个宰相、20个尚书、4个状元、172个进士。县境内山水秀丽，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主要以浮盖山、匡山、九石渡等为著。历史名人江淹、陆游、朱熹、徐霞客、林则徐等曾在浦城工作和生活，谱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佳作。 二、三省七县结合部。浦城是福建的“北大门”，自古为中原入闽之一关，分别与浙江省的江山市、龙泉市、遂昌县和江西省的广丰县接壤，与本省的建阳市、武夷山市、松溪县毗邻。全县辖19个乡镇（街道）、296个村（居），现有人口4079万人。 三、 浦城县交通地图
[3]“八山半水分半田”。全县区域面积3383平方公里，为我省第三大县，其中山地面积4374万亩，耕地面积5547万亩，河流水域面积15万亩，是全国、全省最早的商品粮基地县。林业用地面积407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31%，林木蓄积量981万立方米，是中国南方林业重点县。四是山延两脉、水注三江。县境西北为武夷山脉的延伸，东北则为仙霞山脉的延伸。浦城属三江源头之一，境内溪水分别流入闽江、长江和钱塘江。205国道纵贯南北近百公里，省道花崇线横贯东西，小浦线、古二线连接东北、西北，建设中的浦南高速公路是京台高速入闽之一站，是海西区连接长三角的重要交通枢纽。 四、除石陂镇、水北街镇等少数乡镇通行闽北方言，其余大部分地区通行吴方言浦城话。 浦城的丹桂 浦城被誉为中国丹桂之乡，福建浦城丹桂系中国桂花优良品种之一，当地俗称红木樨，属木樨科木樨属（O *** anthus）丹桂品种群（Aurantiacus Gro up），主要品种为大叶丹桂。其可考历史可追溯到2500年以上，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桂花的记载。春秋战国时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在《九歌》中诗句：“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其中桂浆可能是添加桂花而酿制的美酒，这是现可考的最早提挂花和桂花酒的文字。必须说明的是，公元前334－前223年，浦城隶属于楚国，岁有进贡，楚人屈原正处这个时期。战国时（公元前256－前221年）典籍《山海经·南山经》（作者多人、佚名）提到“南山之首曰昔隹 山，其首招摇之山多桂”。“南山”泛指南方之山，这是最早提到桂花产地的文字。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公元前104－前91年撰成）中提到：“江南出枏、梓、姜、桂……”（中华书局版本第3253页），这是正史中最早提到产桂的文字。西汉元帝（公元前49－前34年）前后，刘歆撰《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献奇花异木两千余种，其中木陶 桂十株”。又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后在上林苑中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百株。大多枯死，桂花幸活”。这是记载移种桂花的最早文字。据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卷114）记载：武帝破南越时，东越王馀善驻浦城，建有行宫和浦城、临江城、汉阳城3个军事城堡，趁机反汉。元鼎六年，武帝派四路兵马讨伐。次年，馀善兵败被灭。于是天子“诏军吏皆将其民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武帝此时正大建扶荔宫，有可能令越人移植去北方缺少的桂花树。以上这些关于桂花的产地、种植、利用等方面最早的文字记载，其涉及地域都与浦城有关。 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江淹被贬为吴兴（浦城旧名）令，在任3年酷爱县内山水，留下诗赋10余篇。其中多首吟及桂花。江淹在骚《杂词·悦曲池》中韵道：“北山兮黛柏，南江兮赤页 石。赤页 峰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桐之叶兮蔽日，桂之枝兮刺天”。此疑吟浦城九石渡之景胜。“桂之枝兮刺天”赞赏桂枝向上，与上句对应，可想像到浦城桂树之盛。2003年，浙江大学植物学教授余明坚来浦城考察桂花时就指出：桂花树冠直径在3米以内时，桂枝都笔直向上，这是大叶丹桂的特点。江淹在《杂词·爱远山》中云：“香枝兮嫩叶，翡累兮翠叠”，在《青苔赋》中云：“假青条兮总翠，借黄花兮舒金”。都是吟桂花之佳句。郭沫若诗《广寒宫》中就用“香枝”借代桂枝。江淹名诗《迁阳亭》中云：“万古通汉使，千载连吴兵”；“桂枝空命折，烟气坐自惊”。是江淹在迁阳（今仙阳）重镇触景生情之句。江淹这些诗赋出自距今1530年前，是至今最早的浦城桂花诗赋。可见当时浦城桂花树种植之多，说明浦城种植桂花树起始时间远在南北朝之前。 唐贞元元年（785年）前后，闽南莆田人林披的儿子林藻、林蕴进京赶考，途经浦城县折桂岭（又称五显岭，古代闽入中原的咽喉要道），在岭南步高亭墙壁上，林藻作诗《折桂岭》言志。诗中云：“弟兄各折一枝桂，还向岭头联影飞”。结果兄弟先后中举，史称“郡人举进士自藻始”。贞元中，林藻累官殿中侍御史。林披子9人俱官刺史，号九牧林家，浦城九牧村名也由此来。传说折桂岭有一片桂花林，九牧成为出人才的福地，是桂树兆祥。此后，晚唐诗人、林藻的同乡莆田人黄滔亦慕名来游浦城，留下《送君南浦赋》的千古绝唱，收入清嘉庆《新修浦城县志》。赋中云：“郊天路口，愁攀夹渡之柳条；采蕨山前，忍看解维之桂楫”。桂树木质细密，坚硬柔韧，自古浦城人用之做船楫、扁担，可见当时桂树之普遍。此后，黄滔于唐乾宁（894－896年）中进士，他作《寓题》诗云：“损生莫若攀丹桂”。民间传说在浦城折桂很神。 宋朝嘉佑二年（1057年），浦城人章衡状元及第，官直集贤院。他回乡捐修祖祠资福寺（距乌阴桥3公里），作《题资福寺》诗云：“文昌耿耿星常现，桂籍巍巍世不空”。自豪浦城章氏世代及第（出状元2人，进士20余人），“桂籍”指其科举门第，也可视为出桂之祖籍。章衡中状元时，宋仁宗皇帝（赵祯）作《赐状元章衡诗二首》，其中诗句：“灵鳌振处千山动，丹桂开时万里香”。古诗讲究用典，“灵鳌”是实指章衡前六世祖章仔钧坟前的鳌头山（在浦城莲塘镇余乐村）。“丹桂开时万里香”中的“丹桂”就可能也是实指，是皇帝已闻章衡家乡是丹桂之乡所作的感慨。这首诗是历史上更高端人物吟及浦城丹桂了。另外，宋仁宗的这句诗中所谓的丹桂，并非诗人滥用“丹”字修饰桂花，不可能把银桂、金桂说成丹桂。这里出现的丹桂应真实指现在概念的丹桂。这是记载丹桂品种的较早文字。南宋时浙江天台人陈景沂著《全芳备祖》（1256年）上下集，记花果草木，“多有他书不载，可资考证”，是一部花木记载较全的书，他辑录《尔雅》中的一段文字：“梫木，桂树也，一名木樨。花淡白，其淡红者谓之丹桂；黄花者能子。丛生岩岭间”。其间“丹桂”的文字比宋仁宗赐状元诗晚出200年。南宋钱塘人吴自牧著《梦梁录》和清乾隆《浙江通志》等记载：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后，曾在德寿宫赏桂，有象山士子史本，见木樨忽变红色，异香，而把接本献上，高宗雅爱之。桂花研究界的多位专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丹桂出现的最早记载。但是，宋高宗（赵构）南迁建都于公元1127年，也比宋仁宗（赵祯）赐状元诗晚出70年。 从历史记载来看，桂花花色因芽变产生，银桂出现较早，金桂出现较晚，而丹桂出现最晚。因此从品种的演化规律来看，金桂品种群比银桂品种群进化，而丹桂品种群最进化。根据古代诗文对桂花的描述可知，在唐朝和唐以前，栽培的桂花主要为银桂类，唐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桂花色描述为白色。宋朝出现很多关于**桂花的描述，如杨万里诗：“西风半夜散麸金”；范成大诗：“金粟枝头一夜开”；邓志宏诗：“连云老桂入新黄”等，说明北宋桂花以**金桂为主，且被世人喜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1084－约1151年）的咏桂词《鹧鸪天》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之一流。”在她看来，似乎桂花只有轻黄，没有深红。确实，丹桂的描述在南宋才有，而且品种少而珍贵。而北宋（公元960－1125年）中期宋仁宗就诗写丹桂，因此这时的丹桂确属罕见。 浦城有着桂花生长的良好地理、自然条件。据近几年来桂花研究专家的最新成果显示：“桂花适生于我国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因为桂花在每年秋季开花前夕，要求有一段低于24℃的冷凉湿润气候；另在入冬后，还要求有一段0－10℃的相对休眠期，以孕育来年的花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杨康民编著《中国桂花集成》第九页）。浦城是典型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水热条件好，桂花秋季开花前有一段典型的低温湿润气候，当地人称“冻木樨”，再往南100公里，就没有这种现象，北面的杭州气候与浦城十分相似。因此，浦城具有桂花生长和进化的良好条件，有可能较早出现丹桂品种。 浦城种植桂花的资料照理在古代的县志中应有所记载。据现有文献可考，浦城早在隋唐时期有图经，最迟自宋有县志，但均失传。至今保存完整、时间最早的县志即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修《浦城县志》，在其卷十一《土产·花品》和《土产·木品》两处均记载产桂，惜古志精炼，未记其详。其后清顺治、乾隆两部县志物产卷均记产桂。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新修浦城县志》物产卷有较详的记载：“木樨，邑有白、黄、红诸色，其逐月花者名月桂。”在风俗卷又记：“除夕换门神春联，蒸岁糕，酿红酒。”岁糕蒸熟后都要撒上一层红木樨（花），红酒酿造时，也添加红木樨，均为增红添香，征兆喜庆吉祥。这些做法世代相传，惜志书简略未记。浦城自古还有一特有风俗是外地绝无仅有，而在浦城则是家喻户晓，无一例外的，那就是用木樨糖茶待客。家中，正月每逢客人，或平日有来访的远客、稀客、贵客，主人都要敬献一盅木樨茶，用早在秋天精制封藏的红木樨糖（开水氽过白糖浸渍的丹桂花）冲下开水，杯中绽开艳丽如丹的花瓣，散发出沁人心腑的芬芳。当代浦城人，原港台都市报总编祝文善、厦门教育学院副院长沈世豪都为此有专文发表问世，但外地专家编著的桂花集成、大全之类，记载的桂花茶仅是茶叶加桂花的制品。确实，就浦城相邻县市也没有 *** 木樨糖和木樨茶待客的习俗。从这些事实可证明桂花糖是浦城特有的桂花加工食品，献木樨茶是浦城特有的风俗。 明清时期的浦城，丹桂的种植已相当普遍，城里的房前屋后，乡下的田头地尾，野外的山麓河畔，都有丹桂的常绿树姿，金秋飘香，几乎达到遍山漫野的地步。清浦城人孙振豪（字汝西）为官归里，筑庐郊外，亲家郑天锦作诗庆贺。诗中云：“小筑精庐附郭宜”、“阶下桂兰森竞秀”，可见房前种桂之多。浦城县城东仙楼山，古称越山，是城区之枕山（浦城旧街道呈美女躯干形，仙楼山是头上方的枕头），山中有一景称西灵沼，是呈曲池状沼沚，在仙楼山西麓，址今存。旧时，沼中凸起一石，上有用隶书刻“西灵沼”3个字，字义或许是取《楚辞·刘向〈九叹〉》中“朝西灵于九滨”即召西方之神；或许是因秋位在西，特指秋神。总之有召神之意，神就神在沼上有棵巨大的丹桂树，清嘉庆《新修浦城县志》称：“上有丹桂甚巨，数百年物也。”遮天蔽日，中秋花开，满城香飘，邑人视之为桂神。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县南浦书院主讲陈焯作《越山纪胜》，其中诗《西灵沼》云：“沼西灵石浮，丹葩秋照灼。直疑鹫岭来，桂子飘然落。”前任浦城署县、时任南平通守谭垣过浦城，作和诗有句：“独占丛桂阴，天香自开落”。后又有诗人郑潭作和诗云：“丹桂生秋风，其华亦灼灼”。孙霖作和诗云：“灵石有天葩”等绵绵不断。虽时迁物佚，仍可想像当时古桂之巨大，甚称浦城一绝。 民国31年（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公路沿线的桂花树遭到毁坏。接着 *** 军败退，几十万军队驻扎浦城。一些无军纪的伤兵，砍伐驻地附近的风景林，其中一些桂树遭殃。解放后最近十几年，因各地城市大规模建设，竞相以丹桂树绿化城市。 所，浦城丹桂倍受商家青睐，连上海、北京等地的一些国家大型建筑也有意购植浦城丹桂。于是在浦城周边临时建起10余家园林苗圃，专门争相购取浦城古桂或大型桂树，粗略估计被运出者不下两千棵。这一方面，说明浦城丹桂确实名扬国内，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浦城的生态资源。尽管如此，浦城县桂花、特别是丹桂仍然在国内占优势地位，现有桂树不下15万棵，丹桂培育规模超过2万亩，数以千计的古桂花树仍在境内茂盛生长。在浦城临江镇水东村杨柳尖自然村一村民家的房前大空坪上，生长一棵古丹桂，当地人称九头丹桂王。树高156米，冠幅18米，覆盖面积230平方米。此树基部05米处分生主干9枝，9枝主干在15米处又各分别生长出2个分枝，形成庞大树冠。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满树桂花红似火，近看是九龙戏珠的壮丽景观，远眺就像个大红球。九头丹桂王的树龄已被专家测定为1100年以上，以“唐桂”被列入《中国桂花集成》（2005年9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古丹桂单株直径更大的，除前不久被卖掉的富岭镇里源村一棵直径为14米的丹桂王外，现当数富岭镇靖坑村一棵，胸围38米，直径12米，同地另一株胸围31米的次之。其树龄待测定。 浦城县领导班子对浦城桂树保护发展高度重视。1989年7月21日浦城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列桂花为浦城县花。2003年县 *** 把丹桂纳入全县四大商品林基地建设规划。2007年1月11日，浦城县申报“中国丹桂之乡”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批准并正命名。浦城作为丹桂之乡已为国家所认可，浦城丹桂保护和发展的前景一定会更美好 浦城的丹桂
按照 浦城县卫星地图
[4]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规定，据县人口普查办公室计算机汇总数据，2000年11月1日零时登记的全县常住人口为32万1272人。县内户口居住在县外的人口8万9469人；而户口在县外(含县外、省内和省外)，普查登记时在县内居住的人口为8967人。二者相抵净流出8万0502人。按同口径，全县人口为40万1774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38万5566人增加1万6208人，增长420%，平均每年增长042%。这次普查登记总人口中，汉族人口31万8244人，占9906%；其他民族人口3028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2937人增加91人。 据县统计局统计，2005年年末全县总户数11万6225户，总人口41万0109人，其中男性21万4121人，女性19万5988人，18岁以下8万4322人，18—35岁11万0656人，35—60岁16万1797人，60岁以上5万3334人
建安元年(196) 汉闽越王余善临柘溪之滨筑城曰浦城 属会稽郡 永安三年(260) 改吴兴县 属建安郡 隋代 并县 并入建安县 唐武德四年(621) 复置成县 改名唐兴县 武后天授二年(691) 改县名 改武宁县 神龙元年(705) 改县名 复名唐兴县 天宝元年(742) 改县名 定名浦城 历属永安军、建宁军、建宁路 历属建宁府、建安道 1932年 方志敏率红十军攻克浦城 建立浦城县苏维埃 *** 1949年5月13日 解放 历属建瓯专区、建阳专区、南平专区 历属建阳地区、南平地区、南平市
置县必设治所，治所即地方长官办公官署，俗称衙门。浦城治所开始设在何处？后又有何变迁？该记此事的早 浦城县县长 陈国发
期浦城县志已经失传。至今保存完整，最早的县志是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修《浦城县志》。该志书卷首《县治图》中表明，衙门在光禄街东即今天县 *** 大院所在位置。该志卷二《县治》记载：“浦城县始置于汉建安中，名汉兴。至唐天宝元年改为浦城。历代以来，治所不移。”如此看来，自建县以来，县治所一直设在今天县 *** 大院位置，历代末变。 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年）编《新修浦城县志·城池》中，以小号字注的形式，对浦城县城地址不变提出疑问说：“今距县五里东乡后阳（今万安乡村头村后洋自然村，土名石 *** ），土人云即浦城县地，城基及县治教场遗址犹存，非数百年间迭有迁徙欤？”这只不过是先人传说和推测，尚有待于文献和考古的新发现来证实。该志《古迹》卷中又记：“三国吴吴兴馆：在县治北隅皇华山麓，吴永安（258—264年）中改县为吴兴建。”因皇华山在现县城浦城一中校园内，这就说明，最迟在三国吴永安时（可能更早），县城包括县治所，已在现在位置。 对 浦城县农业
于上述明朝和清朝两部县志中对治所位置略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在没有其他文献多证和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宁可相信相对较早的县志即明朝万历志说法，“历代以来，治所不变”，置县以来，治所就在现县 *** 大院位置。因为较早县志，更接近事物起源的时间，而且那时可能见到早期的浦城县志。 历史上浦城治所选址主要根据地理、阴阳。据清嘉庆《新修浦城县》说：“昔人相阴阳，观流泉，建署于此。”民间传说主要有三：一是面对官印。治所坐北朝南，正对南浦溪南面一座圆形山包，那座山包像征官印。二是风水之地。东面横山岗猢狲井泉流源源不绝而来；治所前又可塑见南浦溪水东来，不见其去；南浦溪有龙（一说形如龙，溪有龙潭），遇回龙山（治所对面偏东向山头）；回头所向位置。三是首脑部位。按明万历志记载浦城县城街道12条，主要街道构成如人仰卧形状，世称美女形。仙楼山是枕头，故又名枕山，衙前如首，市心街（今爱民路）如颈，铁治街（今皇华山南路）和小路边街（皇华山中路）如两手，大市街如胸，从大市街分前街（今胜利路）和后街（民主路）如两腿。两腿叉间有清水井，每月水变黄一次。明万历志称：“浦治处山川形胜，厚下安宅，息事宁人。”县城至街人字形布局就有“宁人”的意思。县治所位于首后的脑部，当时有特别重要意义，所以历代不敢移动。 旧志 浦城县烟草公司
称县治所建筑“规模闳阔，堂宇崇深，盖其由来久矣”。年代久远，也在原地屡圯屡修，自南宋以来，重大修葺的就有多次。宋绍兴元年（1131年）全毁于战火，绍兴四年重建。至元十一年（1274年）重修。明洪武元年（1368年）增建，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增建。正统十四年部分毁于火，景泰二年（1451年）修建。清顺治七年（1650年）重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改建大堂。乾隆十三年（1748年）大堂火灾后重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西厅毁后重建。道光三十年（1850年）头门失火重建。咸丰八年（1858年）毁于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重建。 民国30年4月15日10时日军飞机投弹炸毁大堂。1952年改东厅建土木结构西式平房即今县 *** 大院门内东侧 *** 局等一座，占地面积近300平方米，为解放后县 *** 之一座办公楼，县 *** 内设机关全部在此办公。1956年建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两层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即今人大、政协办公楼。同时建土木结构大会室一座。1965年在大门内西侧办公室平房一座，砖木结构，占地近300平方米。同时建县人民委员会（办公楼），三层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即今人事局、农办等办公楼。1971年4月 *** 浦城县委设在县人民 *** 大院。1980年改建县 *** 大门，1981年在新建县委办公大楼，四层混泥土结构，占地面积约400多平方米。因院办大会室已成危房，2005年下半年建大会议室一座，钢筋简易结构，可容纳百人座位。至此 *** 大院建筑初具规模。
2 福建省浦城县万亩油菜园
008全年实现生产总值414亿元，增长143%，是10年来增幅更高的年份；三次产业结构为3350∶3030∶3620。财政总收入26亿元，增长2623%，提前3年完成“十一五”目标，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173亿元，增长341%，创历史新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91亿元，增长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7亿元，增长143%。实际利用外资3120万美元，增长8%；外贸出口4851万美元，增长10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391元，增长2035%；农民人均纯收入4900元，增长133%。银行存款增长1484%，贷款增长3832%。城镇登记失业率337%，人口自然增长率63‰，年末户籍人口4146万人。 2009全县生产总值5493亿元，增长136%。财政总收入突破3亿元大关，增长493%；地方级财政收入210亿元，增长491%。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591亿元，增长192%；农林牧渔业产值2564亿元，增长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32亿元，增长263%。实际利用外资3605万美元，增长50%；外贸出口6750万美元，增长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79亿元，增长13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85元，实际增长95%；农民人均纯收入6107元，实际增长78%。城镇登记失业率352%。年末金融各项存款余额5239亿元，增长2028%；贷款余额2695亿元，增长1999%。万元GDP综合能耗下降15%，二氧化硫减排155%，化学需氧量减排26%。
工业经济
全年工业总产值315亿元，增长1941%。规模工业企业发展到96家，实现产值2361亿元，增长290%；生物化工、轻工轻纺、林产加工、食品加工“四大产业集群”完成产值2146亿元，增长288%。市、县联合开发的荣华山产业组团完成总规编制和102公顷土地征用；浦城工业园区二期A区基本实现“三通一平”，入园企业32家，其中19家规模企业实现产值578亿元，上交税收2260万元；浦潭正大新区年产1000吨盐酸金霉素项目建成试产。依法实施国有集体企业退城进园、土地收储、职工改制同步展开的“三合一”改革，财政投入2728万元，整体打包赎回156亿元债权；投入1236万元完成县闽北制药厂、织布厂、燃料公司改革。
农村经济
全年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2157亿元，增长64%。粮食、烟叶、竹木、畜禽、菌菜五大主导产业不断壮大，其中粮食总产2192万吨，收购烟叶1006万担。特色产业加快发展，成功申报“中国丹桂之乡”。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53家，实现产值968亿元，增长44%。农村工作机制不断创新，选聘农村“六大员”2893人。启动实施国有农（林）场税费改革，全面完成乡村债务清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
项目开发
全年共开发项目223项，其中工业项目172项，完成投资1156亿元。山海协作项目实际到资1097亿元，增长3354%。浦南高速公路浦城段8903千米路基全面成型，顺接工程全面完成；省道302线浦城段47千米拓宽改造工程投入4000万元，路基成型18千米；龙浦高速公路获省上批准立项，完成“工可”评审。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入5292万元，硬化路面143千米，建设农村五级客运站4个、客运候车亭104个，新开通27个行政村客运班线。总投资37亿元的220千伏丹桂输变电工程和九秋、九牧2个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完成投资12亿元。
城市建设
郑国渠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后期，韩桓惠公看到当时秦国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强大实力，公元前237年，他特派韩国水工郑国赴秦兴修水利，妄图利用这种浩大工程来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达到他预想的“疲秦”目的！？不料事与愿违，当时的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命令郑国在秦国修建郑国渠。在郑国的亲自指挥和参与下，一条长达100多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在关中大地上蜿蜒盘旋，仿佛一条金光闪闪的银带铺在了三秦大地上。它巧妙利用了北仲山南麓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把渠修建在了渭北平原三级阶梯的更高线上，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郑国渠不但未能起到“疲秦”的初衷，反而极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这让本来强大的秦国如虎添翼！更加速了它消灭六国梦想的实现。郑国渠工程宏伟，规模宏大，称得上是两千多年前之壮举。它用富有肥力的泾河泥水灌溉田地，淤田压碱，变沼泽盐碱之地为肥美良田，使关中一跃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据《史记》记载，此渠修成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这为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郑国渠首位于今天的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即今王桥镇的船头村西。当时，因其进水口水量大、水流流速快的特点，且容易造成渠岸两壁黄土崩塌的情况，人们于是发明了拱形地下渠道，使渠壁拱卷有力，不易塌陷。这极大地提高了郑国渠渠首的质量。又为了便于施工和掌握水流方向、深浅，便间隔一段开凿一井，俗称“龙眼”或“天窗”，这都是当时人类伟大聪明智慧的结晶。
郑国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发挥灌溉效益的100余年，而且还在于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发生着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继续在这里完善其水利设施：先后历经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等历代渠道。汉代有民谣：“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称颂的就是引泾工程。
灵 渠
灵渠，建成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是跨越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位于湘桂走廊中心兴安县境内，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 郭沫若先生称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灵渠历史悠久，设计精巧，全长37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将海洋河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与公元前211年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三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所以改善和保证交通补给成了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秦始皇运筹帷幄，命令史禄劈山凿渠。史禄通过精确计算终于在兴安开凿了灵渠，奇迹般的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使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是二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历史:战国秦昭王时期，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誉为世界奇观。2250多年来，引水灌溉，才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是“天府”富庶之源，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灌溉良田1000多万亩。
组成: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主要部为都江堰渠首工程，这是都江堰灌溉系统中的关键设施。渠首主要由鱼嘴分流堤、宝瓶口引流工程和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
宝瓶口: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根据水流及地形特点，在坡度较缓处，凿开一道底宽17米的楔形口子。峡口枯水季节宽19米，洪水季节宽23米。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人”的关键水利设施。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安澜索桥:安澜桥是名播中外的古索桥，位于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横跨内外两江，长500米。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
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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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大运河。它南起浙江
杭州，北至北京通县北关，全长1794公里，贯通六省市，流经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其开凿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首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而至7世纪
的隋炀帝时期和13世纪的元代，又先后两次大规模地开凿运河，终于建成了这条沟通我国南北漕运的大动
脉。 从天津到通县北关、张家湾一段，叫北运河，又称之路河，全长186公里。从通县至北京城的一段名通
惠河，该河是元代初年由伟大的水利专家、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修建的。因北京地势比通县高，在通惠河上
修筑了五道闸门，控制水位，使南来的大船才可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那时积水潭"舳舻蔽水"，成为一个
南北漕运的大港口，附近市场繁荣，盛况空前。 京杭大运河畅通了数百年，这对促进大江南北经济文化的交
流，解决南粮北调等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19世纪后，由于南北海运开辟，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
河改道淤塞运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被断航，只有江浙一线仍畅通无阻，并成为旅游热线。 为适应我国现代
旅游业迅猛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已在北京通县北运河、温榆河等四条河流的交汇处，即通州北关、张家湾的
古运河遗址中，兴建起大运河旅游区及纪念馆等，广大中外游人便可到此一览昔日京杭大运河的迷人风姿。
钱塘江海塘
钱塘江海塘在唐代以前的修塘费用，已无可考。唐及北宋时期修筑北岸海塘，据明代严宽在《海宁水利图志·序》载：“皆以数郡财力，始克有济。”
南宋嘉定六年(1213)，修葺山阴县溃塘，是由朝廷调拨钱米。后即购买没收的园、田设庄，按年收租息作为海塘的岁修经费。临安府龙山一带海塘的岁修经费，是按户按年摊派石、草若干。嘉熙年间(1237～1240)，将临安府沿江淤复耕地的税额拨作修塘经费。咸淳年间(1265～1274)，修筑海盐海塘需费较多，除发县仓米粮外，并有知县、县民捐款。
元泰定年间(1324～1327)，抢修北岸海塘盐官州一段，除征工外，还用钞794万余锭，粮463万余石，系奏报朝廷支拨。南岸修筑百沥海塘，劝民捐输粮米。
明初，北岸海塘海盐、平湖一带兴办大工程，都动用苏、松等9府财力，及至成化年间(1465～1487)，北岸海塘的修筑经费，有用杭州竹木税、各项罚款、赎罪款等。以后专设海盐海塘岁修款，每年在嘉兴府属7县摊派银3500～7000两，当年如若支用有余，则结转至下一年。万历年间(1573～1619)，海宁、平湖亦按例分别筹集银300两与600两。但万历三年风潮毁塘，历年积储不敷工用，于是将“藩司兵饷”、“驿传嬴金”及“他郡赎谷款”等拨充海塘工费。明末由于财政支绌，北岸海塘的修筑，竟至预征钱、粮和依靠各级官吏的捐款。南岸海塘的修筑工费，多向受益田亩派征，亦有府、县拨发仓粮。萧绍海塘还有动用赎罪款、罚金和由知县、县民的捐款。嘉靖十五年(1536)，兴建三江闸时，萧山县曾帮工帮费，以后萧山辖境内西江、北海两塘的修筑，凡需费较多时，山阴、会稽两县均予协济，但承担份额，各时期不尽相同。此制直到清代亦承袭不改。
清初，修筑北岸海塘，除“额编塘工银”外，还有官、绅捐款，按亩捐米，并将各项罚款、追缴虚报款等作为筑塘工费。康熙五十四年(1724)，因“存留公银既废”，各府协济的规定亦复取消，经奏准凡士民愿意捐款作为海塘工程经费，则允许入国子监为监生，当时简称捐监。雍正二年(1724)，奉旨动用正项钱粮修海塘。十一年，又准许“捐官”，以其所得为修塘款。十三年十月，高宗弘历即位，认为捐资得官之法，于吏治无益，钱塘江海塘工程经费由正项钱粮拨支。但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北岸海塘的修筑经费除由正项钱粮支拨外，还调拨盐务引费、盐课公费、各项罚款、查抄款以及盐商和官员的捐款。其中四十九年为修筑范公塘石塘，盐商一次所捐即达白银60万两。五十一年开始，还先后将海塘经费的余存款、藩库借支银等借与商人生息，以其所得作为海塘岁修经费。道光十六年(1836)，浚海盐白洋河以培土塘、附土的工款，是先向藩库借支，然后随额征“地漕等项”时带征(浚)河费，以6年为期归还借款。道光时恢复“捐官”制度，按田亩的田赋分年摊征钱塘江塘工银。同治、光绪、宣统时期(1862～1911)，在兵燹之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而修复坍溃各塘，又急不容缓，经多方筹划，竭力罗致经费，来源有九：一在海宁等县征收米捐，专济海塘工用。二为支拨厘金和在征收茶捐、丝捐、(盐)纲捐、茧捐时，各加征塘工附捐。三为调拨盐课引费。四为调拨江、浙两关关税。五为停解闽省军饷转拨。六为江苏省协济。七为职衔捐纳。八为殷富捐输。九为公帑发商生息。太平军在浙江时，海宁州海塘坍溃，忠王李秀成要各县筹集修塘经费，为此各有关县乡官曾筹缴白银8000余两。
南岸萧绍海塘的修筑经费，是向受益田亩摊征为主。清初，山阴、会稽两县曾有值塘田制，即将近塘的田划称江田，专护海塘，不参与县里的一切徭役；不敷时，始向县内其他田亩摊征工、银。乾隆元年(1736)，高宗弘历曾下谕绍兴府属的沿江、沿海堤岸工程，遇有应修工程时，概于公项内动支，停止按亩派钱之例，但未能贯彻始终。三十年以后，萧绍海塘的修筑经费，除上述受益田亩摊征外，还有动支盐引费、厘金、契牙杂税专款、西湖景工款等公帑生息款、邑绅和盐商的捐款等。清代修筑百沥海塘的经费，除无厘金和契牙杂税专款两项来源外，均同萧绍海塘。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的捐资筑塘，以松厦连氏最多
以上四项水利工程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抗争的智慧结晶。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光辉典范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