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 *** ，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解诗 *** ，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的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明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 *** ，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生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诗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理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更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而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为前提的。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即“志”）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即“意”）这两个不同的视界的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 *** ，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理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 *** 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比如，他在与公孙丑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告子上》）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热爱亲人），而既然是热爱亲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观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己意）”揣摩（“逆”）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比其他国家更经得起历史时间的考验，代代流传。
2、与中国的社会现状有关，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社会，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的一项基本制度。
3、中国人口众多，建立户籍制度便于管理。而相对于中国，其他国家人口较为分散。
4、思想不同。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世界其他国家自由思想主义盛行。
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从秦汉的“编户齐民”发展到明清的保甲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人口统计，“人户以籍为定”，提供分配土地和征发税赋徭役的依据，强制百姓履行为国家服役的义务，是皇权专制主义“纳贡制度”的法律体现。
中国的户籍制度至迟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
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
扩展资料：
户籍出现的历史背景
严格讲，“户籍”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之一次出现户籍管理制度是在1958年。那一年，中央 *** 出台了户籍管理的制度，从那时起人就和户籍关联在一块了，直至今天。
户籍和人关联在一起，实质上是户籍背后附带着很多的利益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比如说教育、商品粮、工作等等，当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城市户口”，吃国家粮，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农民户口”。
这和当时大背景有关系，因为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际形势比较严峻，和苏联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当然处于敌对的状态。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国家战略重点是放在工业，尤其是放在“两弹一星”这样的国防工业。由于当时城市的人主要从事重工业，城里也没有更多的轻工业，粮食无法靠自有交换获得，所以完全靠国家配给（农村农民供给）才能稳定下来。
当时农民在农村生产的粮食通过测算以后发现15%左右的粮食能够成为商品粮，也就是说农民种粮以后15%左右能够多余的供给城市里面的人，整体上看来看，粮食的供给并不富裕。
所以如果不对于城市人口进行一定计划经济的管制，会有很多人流入到城市，而城市粮食供应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顺势而为推出了户籍管理制度。
当时户籍制度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农民和居民这个区别以外，也不鼓励农民过多的在农村之间、农民之间流动，希望以农补工，尤其补重化工业。
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出台了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以后自然而然就附带着各种福利跟在上面。
凤凰网- 易鹏：中国为什么有户籍制度
私有制。
道德上和法理上来说，天下（注意：不是国家而是天下）的一切都属于周天子，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将土地和人民封给功勋贵戚，建立国家，如此累推，国君、大夫、士、平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井田制，即方田九百亩，分为九块，周边八块为平民私用，共同为中间那块田劳作，算是租赋，所以“古之田十税一”。
周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建社会的朝代，也是唯一一个在道德和法理上公开承认土地私有的朝代。（其实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封建社会，土地才会私有，要不然怎样封怎样建？）
制约太监去称霸的唯一因素就是统率值，由于太监单体占到了55C，剩余45C要分给两个武将着实难住了不少玩家。也正是因此，甄洛、蔡文姬、太史慈、张角这种武将才有机会大量出现在战场之上。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但是总体而言，统率是与武将强度挂钩的，25C+2C的武将组合在全面性上实在有些不尽人意。因此，训练有素刚一出现，我就将这个战法关联到了太监队上，下面就来谈一谈，主流太监队与非主流黑科技太监队的差别。
主流太监队
S3赛季出现的主流太监队搭配，主要有太史慈、甄洛、太监的物理系队伍和张角、甄洛、太监的法系队伍，这套阵容已经相当成熟，普及率也极高，因此我在此就不细谈。
1物理系的核心思路是通过鱼鳞、鹤翼等战法打出大量伤害，战法通常由温酒斩将、先驱、穷追猛打、枭雄、无心恋战、步步为营、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等组成。法系太监队与之类似，依靠张角强大的输出能力和太监提供的良好的输出环境来打击敌军，战法通常由深谋远虑、楚歌四起、无心恋战、浑水摸鱼、焰焚箕轸、水淹七军、危崖困军、重整旗鼓等战法组成。
可以说两种流派各有优劣，物理系太监队虽然稳定性稍高，但是鱼鳞和鹤翼提供输出的同时也制约了队伍佩戴主动战法的效果，太史慈的输出能力较张角也差一个档次。法系太监队少了鱼鳞的制约后输出能力飙升，但是由于张角战法发动率较低，因此相对较不稳定。
黑科技太监队
既然有了主流太监队，各种黑科技太监队也就不甘寂寞了。其实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上述的两种太监队的搭配方式，实际上都是利用了太监强大的控场能力，为队伍提供输出环境。这种思路自然算不上错，但是并没有把太监多样化的能力发挥出来，随着对太监队的进一步开发，各种黑科技也应运而生。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太监都具有哪些能力：
之一毋庸置疑的就是控制能力，多种控制效果同时存在，只要触发一种就能让敌军非常难受，因此太监在对战法系队伍时天然占有一定优势。因为法系战法往往需要准备一回合，两回合过程中只要触发一次犹豫、暴走、混乱效果就会功亏一篑。
第二是输出能力，仔细观察过战报的玩家可能会发现，太监自带的伤害效果虽不像月英那么稳定，但是在数值上是相当高的，太监依靠自带战法打出的战法输出在五六千也是常有的情况，同时太监超高的四维也是打出高输出的关键。
第三则是肉盾能力，太监防御谋略双高使得太监的抗打击能力也是一流，太监可以依靠空城、步步为营等战法在前排成为一个优秀的肉盾。
从太监的特性出发，结合其他因素，黑科技太监队就诞生了。下面我分享两队黑科技太监队，供玩家打开思路。
暴力碰瓷太监队
本队的构成主要考虑太监的输出能力，既然黄月英可以通过神兵天降来强化自身的输出效果，太监自然也可以通过神兵天降对乱政进行强化。然而，太监的战法毕竟较不稳定，神兵天降不可能只强化太监自身。因此找到另一个对神兵天降有强烈需求的武将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另一个武将进入了我的视线——四星小甘宁。
作为从S1活跃到征服赛季仍然还能高频率出现在战场的四星神将，小甘宁一直都是碰瓷队的极佳人选。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四星甘宁是一个比很多五星更优秀的输出武将。依靠着洞察和伤害增加，小甘宁对嘟嘟一直不太友善，碰到了用乱政无限限制法师队伍的十常侍，两者真可谓天生一对。至于最后一个武将自然不必多说，2C补位神将甄姬带训练有素。
本队的配将思路是：依靠神兵天降对甘宁前三回合的输出进行大幅增强，尽量在三回合内结束战斗，同时通过加速度属性让甄洛的速度超越太监，使得神兵天降对太监自身战法伤害进行加成。
战法搭配：
十常侍：鹤翼+鱼鳞
小甘宁：先驱突击+温酒斩将
甄洛：训练有素+神兵天降
队伍评价：本队的优点在于对战不怕控制，前三回合输出爆炸。对阵骑兵、弓兵、嘟嘟都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打嘟嘟胜率极高。不过由于队伍中缺少生存类、控制类战法，导致战损高、后劲不足，比较依赖甘宁前三回合的表现，而且在对战步兵时胜率较低，对战减伤类武将时表现不尽人意。但是依靠太监本身强大的控场能力，并不至于像一般的碰瓷队一样碰到步兵就 *** 。
形兵太监队 前文讲到，法系太监队张角输出较不稳定，而形兵队伍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改版后的形兵之极可以为大营输出增加10%的发动机率，使得携带形兵之极的太监队中，张角黄天当立的发动机率提升至45%，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稳定性。
那么接下来，就只需要找一个步兵充当前锋，即可组成一个形兵太监队的雏形。可选武将包括：SP蔡文姬、何太后(可转禁卫)、姜维、群貂蝉等武将。
在确定了思路之后，战法搭配也就显而易见了：
张角：深谋远虑+楚歌四起
十常侍：焰焚箕轸+无心恋战
何太后：训练有素+形兵之极
张角的搭配自然不必多说，十常侍的高谋略佩戴一个输出型战法补充伤害也让形兵之极的效果更大化，同时佩戴一个生存战法跟何太后自带战法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蔡文姬自带战法无法给自己回复，因此使用蔡文姬的时候更好将其放在大营位置。中军无论如何调整，都更好佩戴焰焚箕轸、水淹七军或者连环，用以发挥形兵之极的伤害加成效果。
在文章的最后，再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太监有极强的持久战能力，依托于这个能力，如果为太监搭配一些回血、减伤类的武将，例如何太后、甄洛、汉董卓等，就能够像肉步一样在战场无往不利。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能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至于具体的搭配，由各位玩家自行研究选择，我也希望能在战场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强力黑科技太监队。
不会，这个跟名望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土地属于势力值，放弃土地只会减少相应的势力值。
势力值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玩家的实力，势力值越高，说明玩家占领的土地就越多，资源就越丰富，实力就强劲一些。当然，在游戏后期阶段，更多的只是一个参考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名望是代表土地的上限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每多100名望就可以多打一块土地。
1、名望的提升随着玩家在区里呆的时间而缓慢增加，不管你上不上线都会增加的。
2、在左上角任务界面，一般做任务都会给名望的，所以这个才是捷径，优先完成任务！
一 明清海禁始末
严行海禁是明代前中期的一项基本国策，起始于明朝之初，朱元璋实行海禁，并采取有力的禁海措施，除朝廷提通过海道的对外交流，对民间则片板不许下海，诏令极严，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仍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1]可见在此之前明廷就实行禁海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颁令“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2]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3]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若“沿海居民官可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4]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以“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并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桃诸香，违者罪之”，[5]禁令对人民的限制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派遣郑和六次下西洋，但继续奉行海禁政策，其海禁政策与洪武时期是一脉相承的。朱棣即位时，得悉“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立即下令，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禁治”。[6]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整整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调整，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曾任应天巡抚的福建人周起元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 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7]很显然，开海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公私利赖，对国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掠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再次禁海”。[8]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洲人东来的侵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明清易代之初，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才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9]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10]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 *** 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二 明清海禁政策形成的原因
从明清到清前期,准确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 *** 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政治格局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下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通过这一途径都走向了世界大国的道路,而反观中国,这个当时并不具备航海技术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何在呢？
（一） 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重农抑商”政策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二） 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11]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更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三） 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之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12]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 *** 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他们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先驱。而同一时期，清王朝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力不从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积极有效的海外政策。
（四） 中国自身市场分配结构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得到供给。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总之来说，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又为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
（五） 税收政策的影响
税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动作手段与规则，外贸税收也是一样，是中外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在当时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税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互动，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权行为，或者成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添加剂。从而使商业税收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权色彩。“明清粤闽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外贸商业税额，主要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权所征收；另一部分则是由海外诸国 *** 或西方殖民统治者所征税。”[13]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三 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
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那么，明清两代实行的海禁政策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辨证地去看待这一史实，对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的作用分两个阶段来评价。
之一阶段自15世纪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护民族经济，反侵略，反掠夺的作用，整个明朝前期一直执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为防御倭寇的一项措施，就朱元璋来讲，他实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这就是当时刚刚建国，海疆不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必须对侵扰沿海的倭寇和张、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击和消除，不如此就不能保卫新生的政权，就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经济，所以，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实行的海禁政策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阶段，自178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之一，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碍，催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闭关禁海政策，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初年的迁海禁海政策，执行尤为严厉，有“无许片帆入海”的命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又趋向严厉了。乾隆时更封闭了其它三个港口，对外通商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并由 *** 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管外贸事宜，并对中国商人的出洋和归国也限制多端。这种自我封锁的闭关禁海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滞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成长。
第二，海禁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明清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特别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挨打局面。
第三，海禁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
众所周知，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是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极为重视，中国古代虽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对对外贸易却给予积极支持，因而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明清 *** 改官私外贸并存为官府垄断之时，正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换这时，海上交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明清的海禁政策正如戴逸指出的，“从表面看，海禁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绝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海禁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14]
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列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1840年 *** 战争以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守海禁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
再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兼谈中国传统哲学在新时代的合理应用
作者：杨磊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上，不知诸位同好有没有发现，不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或者从国外引进的佛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缺少，甚至没有对其基本概念的具体描述。也就是说，对于许多基本概念，在这些哲学的理论里面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比如说道家所谓的“道”，在《道德经》里面的定义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样的定义，有几个人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呢？还有儒家所提倡的“中庸”，孔子在论语里只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语轻轻带过，你能从中体会“中庸”是什么意思么？就是在其孙子思所作的《中庸》里面，开篇也只是提到“中和”，谁知道这个“中和”与孔子的“中庸”是什么关系，反正斯人已殁，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再有就是佛家了，在《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语，六祖一听，顿时超凡入圣，他到底从里面理会到什么呢？《六祖坛经》里面并没有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都可以往生西方，把那极乐世界给挤爆咯！（^_^）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如此多的哲人，如此多的学派不约而同的采取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学说呢？我们不妨从中国流传最为广泛，信徒最多的儒家思想中寻找答案。
在儒家思想的信徒中，有一句口号很流行，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它是儒家学者们公认的最为合理的一条人生道路。在《大学》里是这样介绍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实在的一条递进的人生道路。只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么？且用事实说话。
先不说别人，就说孔夫子吧。他活到七十三岁，被鲁君尊为“国老”，修身的的功夫大家应该都认可吧！可是他却以过半百之龄周游列国，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虽有一干相随，但儿孙之福是享不到的。这样能说他“齐家”了么？苏武牧羊，二十年不改归汉之心；嵇康打铁，飘飘然离凡尘之外；两者都是古时君子效仿的典范，但一个妻子改嫁，一个亡于小人之讥讽，遗下弱女幼子，二者都没能“齐家”，但是他们修身的功夫不够么？再有，汉武帝父子相残，唐太宗弑兄篡位，明成祖叔夺侄权，三个都是不“齐家”的典范，可是又各自独立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辉煌时代。不“齐家”便不能“治国”乎？三国时蜀相诸葛先生，有安邦定国之才，经天纬地之能，然六出祁山而不能，只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有吴王孙权，鼎父兄之余烈，先烧曹军于赤壁；后败蜀汉于夷陵，守得一个好家业；此二人，非不能“治国”也，然其得“平天下”吁？！由以上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绝对没有如《大学》所说的那样，有着明确的递进关系；当然，这四者也不是全无关联，我们不妨把它们比作人生道路上的四个方向。
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使得他们对眼中的世界是这样的迷惑，总觉得自己周围充斥着一种不确定的因素，而鬼神概念就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体现。但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就逐渐的将这些不确定因素消灭了。最简单的例子——阿波罗登月成功，嫦娥奔月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在我们的传统哲学领域，也有这么一个神话，那就是“君权天授”。当然，在当时的那种客观条件下，这样的政治思想也是当时唯一合理的选择。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古时候的那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人文领域，我们国家已经普遍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人民，再不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口中的“愚民”。因此，我们的 *** 也顺应这种客观条件变化的需要，大力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体系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三权分立。其中对权力的合理划分是与我们国人意识中固有的“君权天授”观念有着根本矛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与“三权分立”制度有关的任何理论，相反倒是有许多在君权独裁的条件下如何保全自己利益的论述。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面前，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局面：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 *** 不断的颁发相关法令，推动“民主化”；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广大群众，却坚持旧有的封建君主独裁下的“愚忠”思想，对 *** 中的某些极端分子、腐败官员听之任之，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无理践踏也抱着能忍则忍的思想，而放弃自己手中应有的权力。这样，直接造成了中国“有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局面，而且对于权力机关的放任也使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在中国泛滥。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要有所改变，就要求所有有志于中华复兴事业的华夏儿女共同努力，既要支持中央 *** 的法令推行，也要大力改造我们国人的固有思想。在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精神，合理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极其必要。
前面已经说过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客观的，逐层递进的关系。用西方的科学观点来看，它们是人文科学中相对独立的四个层面。也就是说，它们是我们个人发展的四个选择方向。以“修身”为例，在《论语》中与之最贴近的只有这么一句：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到了《大学》里面，又从“修己以敬”引申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在孔子的思想里修身是有双重的内涵的。一个是对己，所谓“修己以敬”。通过对自己身心的一种锻炼，从而具备一个学习先贤思想理论的基础，并进而成为“君子”。在这个含义上，《大学》的解释是正确的。再一个是对人。“修己以安人”，修养自己的身心作什么呢？“安人”，使身边的人能够从自己身上得到安全感（^_^），看到一种希望。什么希望呢？孔子又进一步的推论到“修己以安百姓”，并列举“尧、舜”以为例证。联系孔子一生的活动及其思想理论，我们不难推究出孔子的“修身”，是以“平天下”为最终目标的修身，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身心而修身。但是，由于《大学》中的忽略，后世腐儒的刻意曲解，“修身”被理解成推究身心健康的极至，并最终落入超脱死亡这个几乎可以算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梦想的死胡同里面。无疑的，这种想法是违背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本义的，使得其后世的许多所谓儒家门人在思想上接受了其他宗教的理论。比如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修身”作的更好的，应该是从印度泊来的佛家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其信徒中修成肉身舍利的（即死后尸体不坏）有相当多，比如笔者所在的乡下小镇，就传说有三座肉身舍利；而最为有名的是六祖金身，足足历千年而不腐，堪称人类奇迹。但是，虽然佛家哲学在“修身”上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作为它的信徒却必须要出家，因此，“齐家”是谈不上了；而在“治国”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其在印度的没落就是更好的说明。而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有着与佛教类似的教规。基于这些原因，在宋、明时，虽然许多的腐儒都接受了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理论，但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儒生身份，明代黄绾所说颇值得玩味。他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黄百家则更述周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及从东林常聪(总)禅师习 *** 等事。周敦颐亦尝自称为“穷禅客”，这是见于二程及其游定夫语录中的话。还有朱熹，据其自述，大概到四十三岁左右时，他仍未摆脱随时依据佛理的特征。他对道家哲学也是十分熟悉的，并且经常加以消化吸收，成为自己思想的表达力。比如他曾为道教经典《参同契》和《阴符经》作注释。在这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以及这些当时儒家思想领袖的推动，儒家的宗教化也就无可避免了。但这种僵化思想的宗教化趋势，是孔子等先秦大儒的本意么？愿诸位同道三思。
再说“齐家”，对于自己的家庭，中国人历来是极其重视的，有“家和万事兴”之说。而推崇“齐家”理论的孔孟儒学，自然就成为中国更受欢迎的哲学派系。孔子在《论语》中就有许多言论，如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亲人死后要守丧三年，孝悌是“仁”的根本表现；这些言论到了孟子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的提出了“性善论”。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不过，虽然孟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学者们都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可能中国的人太多了罢。他们无法一一的感化过去——至少在孔子的经历中就已经说明了这种努力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所以，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退求其次，把这种理论只在家中推行。在这些理论的滋养下，中国的家族势力空前的庞大；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切身体会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里，许多的村子里村民都只有一个或少数两三个姓；而且按家谱的推究，同姓的村民往往都可以找到相同的祖先。就笔者所在的小镇，两万多的人口共同的祖先只是七兄弟。在“性善论”等孔孟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中国的家族有着空前的凝聚力。在家族的保护下，族人的权益都得到有力的保障；即使是面对变幻纷纭的战乱局势，他们也有着相当的自保能力。因此，在“齐家”这个领域，孔孟儒家思想是成功的。但是，当家族势力介入到“治国”领域时，弊端就出现了。由于少数家族把握了国内的政治主导权力，使得众多有能力的人才被排除在国家统治机关的权力中心之外，如晋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语。而长期占据国家的统治权力中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家族中成员的腐败，但是为了家族的利益，使得统治阶级又固执的保持已有的权力，限制那些有才能的所谓“庶族”的人才进入权力中心，这样国家统治中心对下面群众基础的控制能力就自然的被削弱了。自东汉灭亡以后，中国之所以长期处在分裂的状态，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家族利益与“治国”的矛盾。也由此可见，过度的强调“齐家”，对“治国”而言，实在是弊大于利啊！
就孔子的本意而言，“平天下”应该是儒家思想的更高目标，其实就中国的传统“诸子百家”而言，所有与政治领域有关的学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就是“治国”虽然最明确提出这个目标的是儒家的孔子，但是他的主张太过软弱，对变幻纷纭的局势缺乏必要的快刀斩乱麻的果敢勇气；因此，他毕生努力实践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毕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也不能丢，怎么不叫他作事束手束脚？！其后，曾是儒家的墨翟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是一个勇士，擅长许多战斗技能，也非常同情那些因为列国混战而深受其害的百姓。所以，他无法接受儒家的那些繁杂而又搀杂许多妥协的理论，索性自己纠合许多同道的志士一同为实现天下的和平努力。不过，也因为这样，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缺少远见，无法有效的利用自己的力量，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由于他的骨干成员大量的被无谓的争斗消耗掉，使得墨家的思想逐渐的变质了。自秦以后，墨家二字就永远的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在墨子以后，真正专心致力于“治国”理论的哲学家就只有儒家的两位大学者——孟子和荀子。
孟子，在宋朝以后的中国社会他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人，无比的威风。但是，在其当时社会里，他并没有这份荣耀。他曾经投奔魏国的梁惠王，后来又到了齐国齐宣王的 *** 中任客卿。应该客观的说，这两位君王在战国时期都不是无能之辈，在他们的统治下的魏国和齐国都迎来了在战国是最强盛的时期。但很可惜的是，孟子和这两位明君相处的都不是那么的融洽，虽然孟子买力的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成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读过《孟子》的人，不难发现在孟子的理论中，有这样的逻辑思想：天下要得到治理，必须推行仁政；要推行仁政，必须要依靠君王的良心发现（大意）；要让君王发现自己的良心，这是孟子的责任所在。大家在这里不难理解，孟子给自己的社会定位是一种类似于先知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代言人。而他凭借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这种身份呢？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孔子的孙子的再传这么一个所谓的儒家正统传人身份。笔者现在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种不知所云的儒家正统有什么说服力。就如堂吉轲德挑战风车一般，孟子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其理论的更大弱点所在是，孟子所期望的改革带有一种很强的理想性；也就是说他的改革只存在于他的脑海当中，没有制定一个基本的行动纲领，一切的现实努力就只冀望于君王的自觉。
荀子，是战国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大儒。按历史记载，他所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其间各个国家都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形势日趋明朗，各家学说也都充分的展示了各自的利弊，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荀子综合各家之长，对儒家旧有的思想进行恰当的发挥和改良也就成为了可能。他长期在当时的最著名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活动，后来又到楚国出任兰陵令，这些经历都极大的丰富了他的学术思想。而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的成就，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学说的价值。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理论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荀子的思想中引进的；而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客观地对战国时的百家思想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就没有对荀子有任何的微辞，一方面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大的漏洞。不过，由于荀子的理论客观上对全局的把握很强，其理论系统有着相当严密的逻辑性，所以他的信徒一般是作为实干家存在的;因此,在学术领域，他的学说影响甚微，但仍无损于其作为孔孟以后儒家思想最杰出的学者的地位，汉朝时将这三人合称“孔孟荀”。不过，自唐朝后，由于“理学”的发展，孔孟的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作为中国客观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的荀子则受到了以韩愈为首的一干唯心主义学者的批斥，从此被排挤出中国主流思想的行列。而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了它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衰亡的脚步。
笔者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可以说是和迈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在我以及我周围的同龄人的经历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我以我出生的时代为荣，但又为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合理现象感到羞耻，于是，如何抑制中国已有的不合理现象并在更大限度抑制其蔓延成为我个人奋斗的目标。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法制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期，由于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主流思想的推动，使得这种改革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固执的保持自己旧有的思想观念，不思进取；而许多中国既得利益者死抱着自己已有的利益不放， *** 改革脚步的前进。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面前，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就觉得既然中国的内部矛盾重重，那么何不改变一下外部环境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中国加快其加入WTO的步伐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但是，光光改变外部环境还是很不够的，我们人民也要重新反思我们原有的思想观念。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任何故步自封的打算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是到了一个全面反思的时候了。笔者愿以此文作为我努力的开始，也希望诸位有此志向的同道不吝赐教，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尽一份心力。
刚刚看到一则新闻，一位杭州的母亲，傍晚带着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3岁）在小区公共空地散步。两个孩子忽然被一条放养的恶犬不停追咬、惊吓，孩子的母亲驱赶恶犬无果后与狗主人交涉，却反被恶犬主人按在地上暴打。整个视频时长达5分57秒，视频中保护孩子的母亲两度遭到遛狗主人殴打，而孩子则被吓得六神无主，在一旁大哭。
看完视频真是气到想骂娘！且不说幼小的孩子被狗惊吓后的恐惧，单是让他们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旁人殴打、欺负，所带来的震惊和心理障碍，给他们造成的心灵伤害就难以平复了。他们会怀疑父母从小教育他们的真善美，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和尊重，进而质疑这个社会，对外界抱有敌意和恐惧，造成原始性心理创伤。
今天我们不谈论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应激行为和何时应该进行挫折教育，我们就从事件本身出发，谈谈为什么有的人在伤害了别人之后，却还能觉得理所应当？
是因为他们的认知不够吗？人最可怕的一件事，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认知固然很重要，但这不是进行判断的最主要标准。最初级的认知层次是本能认知，处于这一层级的人行为处事倾向于追随自己的本能、喜好，却难以保持理性的思维和判断。但随着一个人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自身的不断成长，认知也在不断升级。从本能认知层到超我认知层，一共要经历7个层次的升级。一个人的认知层次越高，他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越全面，越多样化。到了更高层级的超我认知层，人们就会把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当成行为处事的准则，追求至善的境界。
处于认知层次级别越高的人，对世界接纳认同的程度也就越高，与身边的人也更能和谐相处。例如很多自诩三观不合的恋人，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三个表象，而是应当找到彼此的差距，努力把认知提升到同一水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分歧。欧阳修的《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认知低下真的会造成人格缺失，从而产生素质低下。这是因果原因，并非概率事件。
然而除了认知不够，坏人作恶却还能够心安理得的更深层原因，竟然是作恶的成本太低。低到作恶所导致的惩罚远远低于其带来的 *** 和收益。这就好比：高铁地铁上霸座的，反正我一人坐舒服就行了，管你会怎样？反正乘警也不能把我扔下车；在马路上碰瓷讹人的，你的车没撞到我又怎样？反正赶时间着急的是你；币圈发空气币套现割韭菜的，割完就跑又怎样，反正行业没有监管；剽窃别人的创作开公众号收费的，大不了被发现换个马甲就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些人的心理大抵相同，不怕。对，你没看错，他们不怕。因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他们没有法律约束，他们敢于肆无忌惮。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德”这种中华优良传统，那么“德”是怎么来的呢？德始于中国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于商朝后期，到西周发展成为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法制习惯依托于道德去组织和管理族群，因为他们发现在对族群的管理中法律显然过于迂腐和呆板，但往往在道德的干预下，许多事情的处理不但能变得高效，而且更灵活且具备相当的延续性。因此社会成本更低的“道德”成为了宗族制度的首选管理方式。虽然宗法制度在西周末年就已经瓦解，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中国的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社会化进程缓慢。因此社会结构“家国同构”，
《诗经・小雅・北山》里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时的宗族制度长盛不衰，除了家族宗派等级制森严，由族长统一管理外，亦有祠堂、家谱、族权。也起到强化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解决家族纠纷、惩戒无德子孙的作用。而商界则也有各自的商会，会长行使的职权和宗族长无异；官场有同年举荐的规则，除了科举制以外的升迁、任职一般在同年、同门、同宗这个范围内产生。当人们的生活环境趋向于相对稳定和熟悉时，作恶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代价太大，不值得。试想，当一个人的信用道德体系足以衡量他的社会价值时，谁还愿意去试错？
但是，随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经济私有制变更，人员流动性也日趋加剧。大部分人脱离了原来的宗群体制，单位体制，成为了自由人，社会自由体。当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无法仅靠道德约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唯利是图”者，这里的“利”不单单指金钱利益，泛指一切既得利益。而如果此时能约束他的法律刚好断片，他就能钻到这个法律的真空里，开始作恶。法律的缺失和经济学往往都是关联的，这个章节太长，我们下次再写。
楼下的一位女生告诉我说：我特别怕大狗，可我对门那老头每次遛狗都不栓绳子，看到我被狗追的跑，他还边笑边说：“你别跑啊，你要不跑，它就不追你了！”看着她快气哭的红眼睛，我只好和她说，你下回看到大爷问问他：大爷你要没看到，是不是可以把你家狗给炖了？虽然我本人不吃狗肉。
其实一条法律条款就能解决的事，真的没那么麻烦。同态复仇思想还真并非《汉谟拉比法典》的糟粕，相反，我对里面的这句话反而印象深刻：“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最后建议各位宝妈，以后出门遛娃时，记得多备根电棍。因为保不准哪个孙子也会刚好出门，遛他爹。
